折叠起来的博物馆——感受《收藏》 [复制链接]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折叠起来的博物馆
　　——感受《收藏》
　　肖云儒
　　4月，《收藏》杂志创刊百期，刊登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来西安写的《庚辰吟草》，其中有题为《赞收藏》三首，句云“《收藏》十万满神州，精论新知不胜收，益友良师相伴久，堪能辨伪得真优。”
　　收藏的兴衰，往往是社会兴衰的一个显示器。“盛世集藏兴”，国泰民安、生活富裕了，收藏才能成为老百姓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以大中城市为先导，民间收藏热波及全国，持续升温。全国各省市和不少地县都建立了各类收藏组织，收藏市场、拍卖公司、商店画廊早已超过万家。民间收藏类别已有五六百种，古玩、字画、陶艺、奇石、钱币，直到现代的邮品、门券、烟标、粮票、磁卡，几乎无所不藏。据业内人士讲，参与此中的人数已达四五千万，边缘的关注者已经过亿。仅钱币收藏一项，就有500多万人参与。
　　与社会收藏热相呼应，收藏类报刊也出现了三次热潮。先是民刊民报热。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涌现的各种民间收藏类小报小刊数以千计，大都仅涉及一两个收藏品类，定期不定期地刻印或铅印，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交流。也就在这个时候，西安的收藏家杨才玉，敏锐地抓住机遇，利用十三朝古都的天时地利创办了《收藏》杂志。1993年诞生的《收藏》，是大陆第一家综合性的民间收藏月刊。不久，又涌现了出书热。收藏类书籍，尤其是雅俗共赏的，理论性、信息性、操作性并重的收藏书籍，竞相出版，走红市场。
　　这些年，《收藏》杂志在社会收藏热和传媒收藏热中不断前行，逐渐冲到了前列。发行量不断攀升，市场仍然供不应求，致使他们不得不将1993至1995三年的刊物一次性重印10万册，旋即又被抢购一空，这在中国期刊界是前所未见的现象。一个在中国西部出版的刊物，很快覆盖大陆和港澳台各地，以至于日、美、法、德、瑞士、南非、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都有销售。《收藏》在陕西各刊中第一个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并获得了“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称号。
　　从办刊理念和思路来看，《收藏》给我这位老读者最深的几点印象是：
　　首先突出典型事例，传播正确舆论。刊物旗帜鲜明，提倡正确的价值取向，既介绍藏品，更宣传藏德。尤其注重以典型事例引导民间收藏利国利民，对轻财重德、护宝救国的爱国藏家，不惜篇幅报道。曾连续16期报道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原政委陈英将毕生收藏的古今书画珍品千余幅献给国家的事迹，又连续11期报道了知名人士张伯驹先生倾其家产收藏国宝献给国家的功绩。针对日本反华势力为南京大屠杀狡辩，他们发表了石家庄和成都收藏家收藏的日伪政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制的南京地图，并组写专文，为东史郎一案提供了铁证。
　　其次是重视读者需求，坚持雅俗共赏。刊物的定位，取决于读者的定位，《收藏》将自己的读者群定位于中间偏上，这使得他们有较大辐射空间。他们从读者需求出发，将信息交流、审美鉴赏、考证研究、收藏技术、拍卖营销，以及收藏活动的组织、协调、服务都列入刊物的任务。这不但使读者面越来越大，由于一些学术问题抓得有分量，也得到京城专家的好评，刊物档次不断升级。
　　还有根据市场走向，实施动态办刊。《收藏》常有新点子，常调新方位。在收藏出书热潮乍现时，他们适时地抓了由刊而书的转化增值，对历年刊物文章归类整理、集腋成裘，编辑出版了九卷本的《民间收藏系列丛书》，为《收藏》杂志的保存、流布和学理定位作了切实而有社会影响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应。办刊初期他们主要以大众性、操作性打开销路，但收藏刊物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最终还得靠质量和权威性，于是将文人办刊及时调整为藏家办刊，同时聘请国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聘请陕西文博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还联络了一批各类藏品的专业作者，较好地解决了编辑写作队伍“专”与“杂”、“基础能力”与“特殊能力”的问题。
　　这些年，《收藏》迷住了我和身边许多人。他们当着领导、搞着文艺，成了《收藏》的读者，不知怎的就上了瘾，从此进入了诸葛孔明的八阵图，再也出不来了。几年工夫，有的成了当地收藏协会的台柱子，在藏界颇具影响，有的成了钱币专家，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究其缘故，恐怕是这本杂志通过各类藏品所阐发的社会历史含金量、知识信息含金量、文化审美含金量，以及可以产生的经济附加值吸引着大家吧。
　　还是读者来信说得好：“《收藏》是折叠起来的博物馆”，“《收藏》是储存历史的底片”，是“藏家喉舌，藏友红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