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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专栏：

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
千家驹
梁漱溟四十年来坚定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却标榜自己是什么“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他“一生劳攘”，搞什么“村治”、“乡村建设”、“奔走和谈”、“或语或默，或出或处，或进或退”，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把中国历史的车轮拖回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去，也就是说，要使中国人民永远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对象。他有他自己一套极端反动的理论体系，他的狂妄和自高自大达到了疯狂而令人不能置信的程度。四十年来，他的反动著作，从“印度哲学概论”（一九一九）起到“中国文化要义”（一九四九）止，大大小小不下几十本，但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以他那一套极端荒谬的理论来“改造”中国。他自己吹嘘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甚至极端狂妄地说什么：“现在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不会有的事）。”（一九四二年“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他还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说：“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这一篇自序特别注明“三十八年双十节漱溟自记”（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天），以表明其对已经死亡了的“中华民国”的留恋，以表示其反动立场的坚定不移。
解放后五六年来，据梁漱溟自己说他的思想已开始有些转变。但我们把他的言论行动仔细估量一下，认为他的反动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他那反动的思想体系更压根儿没有动。自然，在今天，他是不可能再公开地来宣传他的“正轨”的“农民运动”来“替代共产党”或“取消共产党”了，他的靠山——中国的反动势力已经倒了台，他今天只有利用某些机会隐隐约约来反对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尽管梁漱溟自己不承认他是反对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但事实上他在某些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所主张中国“农民太苦”，慢一点搞工业化的谬论，在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亦即反对当前国家的总任务的。因此，在国家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动员全国人民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今天，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中国工业化的反动理论是完全有必要的。
必须指出：梁漱溟在解放前不仅是一个宣传反动理论的人，同时是一个以实际行动来反共反人民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从梁漱溟四十年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进步的、革命的因素都是一贯仇视和抗拒，他反对“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他反对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改组，他反对我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他反对我们反帝反封建，认为这些都是“随俗浅薄”。他的著作，不管是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文化要义”，都反复地咀嚼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罗素等那几句陈腐透顶的陈辞谰调，说了又说，引了又引；他对于新的社会思潮一律讥为“流俗之见”。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梁漱溟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迟钝，那都是极不公道的。恰恰相反，梁漱溟的政治嗅觉是十分灵敏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也起来反对封建文化，梁漱溟就立即发表了他那本臭名远扬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极力拥护封建文化，要拿孔子的封建文化去救西洋人和中国人。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以后，信奉周公孔子，开口“伦理”、闭口“情谊”的梁漱溟却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向蒋贼献“一洗旧染于欧人俄人者之污”的大计。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对中国红军继续进行五次大“围剿”的时候，梁漱溟觉得蒋介石那种“硬剿”的办法不见得收效，于是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写成“乡村建设理论”，公开提出“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有此运动（指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笔者）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之后，他还要把他那最后一部反动著作“中国文化要义”急急忙忙印出来，来指点中国“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中国文化要义”，自序）。可以说，几十年来，蒋介石匪帮用枪用刀来杀人，梁漱溟则用笔用文章来杀人，蒋介石在朝，梁漱溟在野，就这一点来说，梁漱溟和胡适一样，反共反人民，殊途同归。不过胡适是要我们死心塌地做帝国主义的奴才，走殖民地的路，梁漱溟是要我们死心塌地做地主阶级的奴隶，走封建复古主义的路。他们的目的是共通的，就是要永远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维持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梁漱溟和胡适都伪装成清高的“学者”，他们会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来反对共产党，为蒋介石帮凶。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都懂得“小骂大帮忙”的策略，因而为蒋介石反动政府所宠爱。梁漱溟直认不讳地说：“现在只点明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我们落到依附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头一点，说句最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自己没有财源。……除了为财源问题，还有权力问题。有不少的事，都非借政权不办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页八）。梁漱溟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钱”和“权”来搞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梁漱溟的反动理论来进行其对中国人民的欺骗与麻醉，的确是“彼此相需”，相得益彰。解放以后，梁漱溟终算没有跑到台湾去，人民亦从这一点上宽恕了他，但从梁漱溟四十年的反动政治生涯中，我们终还是看出他一贯坚持中国落后，坚持中国应恢复封建秩序的地主统治，那真是四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动摇过。这样他在解放后仍然坚持落后，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自是不足为怪的了。
梁漱溟反对中国工业化，是有他一套反动理论的。这套反动理论见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他说：“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乡村建设理论”，页十四）
事实上呢，“从农业引发工业”，这决不能使中国工业化，只能使我们永远停留于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地位。如果说，发展工业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这自然是正确的，农业供应工业以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如果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或者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失去了平衡或脱节，那就会大大增加工业化的困难。但梁漱溟所谓“以农业引发工业”的谬论显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目的是只要农业不要工业，首先就是梁漱溟的所谓“工业”，既不是重工业，也不是机器生产的轻工业而是一些乡下人“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着重点原著所有）的“工业”，也就是一些日用消费品的加工手工业。同时他所提倡的“工业”是没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农村副业性质的“工业”（“……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所以梁漱溟从农业引发的工业既不是重工业，甚至也不是轻工业，而只是一种农村副业性质的手工业。梁漱溟喜欢的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这恰巧就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梁漱溟为什么既不要重工业，也不要轻工业，而还自称是什么工业化呢？这理由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梁漱溟是根本反对反帝反封建的，他理想中的中国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为帝国主义供应廉价原料的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正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口号吗？梁漱溟于此非但不表示反对，反而认为那倒是中国的一条好出路，他说：“本来国际经济竞争我们农业工业是普遍都感受压迫的；然而比较上农业终不同些。这一面固由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发达，即其一例）外，主要的还是为农业与工业根本是两回事。”（“乡村建设理论”，页三七五—三七六）。是怎样的“两回事”呢？就是他认为工业容易资本主义化，农业不容易资本主义化，工业技术容易进步，农业不容易进步。“资本主义化”“技术进步”，有什么不好呢？因为资本主义化以后，就会产生新兴的无产阶级，就会发生“共产革命”，而这是梁漱溟认为最可怕的，也是梁漱溟所最不愿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梁漱溟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才不得不退让到农业上去，那还是不为知梁漱溟者。梁漱溟是十分“感谢”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的，他在说了一大段中国为什么非农业不可的理由之后，接着说了一段在他“心中却是很重要的”话：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乡村建设理论”，页三七八——三七九。着重点原著所有）。
这一段话的确“重要”，它把梁漱溟为什么反对工业化的真正理由老老实实讲出来了！原来他害怕的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压迫我们，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兴起”，他所怕的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帝国主义统治被推翻，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起来便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了。他不但害怕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甚至也害怕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路，因为走资本主义的路的结果，就难免发生“共产革命”。这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讲不成，也就是说，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完蛋了！
过去我们还以为梁漱溟仅仅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还是小看梁漱溟了。他不仅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还坚决地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梁漱溟也有一段很好的自白：“国际资本主义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赖于他。好似吸鸦片烟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倒要哀恳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一八四）。梁漱溟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感激涕零，而且还要“哀恳”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们。由此可见，梁漱溟不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忠实的拥护者。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专有一节是谈“工业化问题”的，（“乡村建设理论”页四三二—四四○）提出开发利用天然富源如煤、铁、石油、水力，还有铁路、轮船、电信、飞机之类要由中央来“统筹建设”，他的所谓“中央”自然是蒋介石中央，正如吴景超先生所说其目的是“要替他的稳固的南京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使他更稳固些”
（见人民日报七月十一日吴景超文）。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梁漱溟的所谓“统筹建设”的工业不是在把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出去之后进行的，而是要在帝国主义允许之下进行的。一方面，梁漱溟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国内设厂权、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租借地、割让地、势力范围等等。这许多的枷锁不除去，工业生产又如何能振兴？还有适才说到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利源如煤铁石油等，本不丰富，乃竟大部（尤其铁之一项）被窃夺于日本。假使不收回，中国直无法谋工业建设。”（“乡村建设理论”，页四四一）这样我们以为梁漱溟快要得出中国要从事工业化，非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可的正确结论了，孰知不然，梁漱溟笔锋一转，接着说：“中国若修战备以求摧敌，那是错误。……在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理论”，页四四一，着重点原著所有）。这就是说，关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问题是连想也不应当想的，充其量我们只能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提下求得如何不容易被毁灭。为要做到这一点，梁漱溟提出来的锦囊妙计就是乡村建设，也就是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农业中国”。这一点充分表明梁漱溟是如何忠实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要剥削中国，它总要通过中国在农村的代理人即封建地主阶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正是要保持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千秋万世的统治，这正是帝国主义所不愿意毁灭的。由此可见，梁漱溟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到“工业化”，实质上是要取消工业化，是要实现帝国主义所提倡的“农业中国”的殖民地化！
这样，我们对于梁漱溟的“从农业引发工业”以及所谓“工业化问题”的本质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而不是依照梁漱溟的主观愿望而发展的，梁漱溟所“谢天谢地”“非常庆幸”的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奋斗之后，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梁漱溟苦心孤诣保持的封建秩序也被中国人民所粉碎了。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来了，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稳步前进。这时候，代表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利益的梁漱溟，茫然无所措手足了。这时候，构成他的“理论”的物质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被消灭，他的靠山中国反动派也已经倒台，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由，总不能把那“农业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老一套原封不动端了出来。于是，为着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就装出一副“同情”农民的样子，以“农民太苦”为理由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了，实质上这还是他那一贯的以“农业引发工业”“农业中国”的反动理论的借尸还魂！
什么叫“农民太苦”呢？如果把解放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解放前相比较，难道不是有天渊之别么？五六年来，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采取了其他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后，农民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农民的购买力已经大大提高，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事实，梁漱溟却装着看不见，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农民太苦”，这是居心何在呢？如果说“农民太苦”指的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因而使我国农民一般的生活水平还是相当低下。但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吗？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改变我国农业目前这样落后的状态，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供应农民以所必需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也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使农民最后摆脱他们贫穷和落后的地位。苏联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使农民获得无限幸福，不正是我国农民所应该走的道路吗？但梁漱溟却想以“农民太苦”来取消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来挑拨工农之间的亲密联盟。同时他还想以“农民太苦”为理由来贩卖他那早已过了时的臭名远扬的“以农业引发工业”的“农业中国”的谬论，企图把中国历史扭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所必须揭发的。
历史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让梁漱溟那种极端反动的谬论，永远埋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