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比娜一家看德国社会保障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从萨比娜一家看德国社会保障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庞大，国家负担沉重，每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1／3为养老保险，1／5为法定医疗保险。因此福利改革在德国也是永恒的话题。人口老化等问题使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柏林结识不久的新朋友萨比娜·舒多马是法官，任职于柏林社会福利法院，新近又被提拔为该院副院长。她的丈夫迪特尔任职于联邦环境保护局，身份是职员。夫妇俩都40岁出头，工作了15年左右，有两个孩子，是很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萨比娜的工作范围恰好是社会福利领域，谙熟法律，因此我一提出采访他们一家，她欣然同意，既从个人角度，又从工作角度介绍了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她说，德国社会保障按职业划分为三个大类，各类保障的内容、方式都不同。第一类是工人、职员，她的丈夫属于此类。这一部分人要保失业、养老、医疗、老年护理、工伤事故等险种；第二类人是独立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不能参加法定保险，养老要购买人寿保险，看病要参加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的保险；第三类是国家官员和法官。这部分人历史上就一直享有一些优待，保障内容比较特殊。
　　萨比娜和其丈夫刚好跨了两类，因此也相当典型。她拿出他们的工资单，一一给记者解释有关的保障项目：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在于男方为照顾孩子而自愿半日工作，因此收入较少。迪特尔每星期工作19.25个小时，毛收入加上补助总计3254马克，他的医疗保险费每月为219马克，约占工资的11％—12％；失业保险为108马克，约占工资的6.5％；养老保险为318马克，约占18％；老年护理保险为28马克，约占1.7％，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份额。而他的雇主还要上缴同样的款项，就是说，个人和雇主各承担诸项保险费的一半。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职员有一项特殊的额外养老保险，每月约为40马克，这主要考虑到这部分人同官员的差别不能拉得太大。萨比娜说，职员和工人的法定医疗保险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人投保，全家受益”。20世纪70年代以前，妇女参加工作的不多，因此不管有多少孩子，他们都同母亲一道享受医疗服务。现在如妻子也参加工作，则要单独投保，孩子则随收入较高一方享受医疗服务。像他们家，由于萨比娜工资高于迪特尔，因此迪特尔的医疗保险不能包括孩子。养老保险也惠及妻子，如丈夫病故，无工作的妻子享有其养老金的60％；如妻子有工作，仍可享受丈夫的养老金，只是比例较低。这部分人如因病不能继续工作，在6个星期内雇主必须支付全额工资，此后则由医疗保险公司按70％的毛工资额继续支付78个星期，如此后仍因病不能工作，则转入提前退休或失业行列。医疗保险都管什么呢？看病、取药、住院手术、病后疗养、康复，包括使用轮椅等都在内。近年医疗开支上涨较快，服务内容作了调整，例如补牙全部报销，而镶牙过去可报100％，现在则改为50％。配眼镜过去可报很大部分，现在完全由个人承担。
　　萨比娜作为法官享受着国家的优待，尽管她毛收入高达9100马克，却用不着上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法官不能像私营企业雇员一样被解雇，不存在失业问题；退休金由国家承担。按规定，如连续服务40年（包括大学学习时间在内），在65岁退休时可领取相当于毛工资75％的退休金。她个人需要承担的是医疗和护理保险。由于她的法官地位，她无权参加她丈夫参加的法定医疗保险，而必须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系统，护理保险也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定医疗保险按毛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而私人医疗保险则依投保人的年龄计算。萨比娜还必须为两个孩子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每月52马克，她本人每月220马克。她和孩子医疗费用的80％由政府报销，20％由保险公司支付。此外，她本人每月的老年护理保险费为26马克，孩子从18岁开始参加这项保险。有些保险是自愿的，如家庭赔偿险，是为了应付一旦家庭成员给他人造成伤害时赔付他人损失的；家庭财产险是应付一旦住房被撬、失业等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为汽车保险。这几项保险他们都参加了。
　　萨比娜的工作主要是审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种种争端。尽管德国的社会福利法规极详尽，条文多如牛毛，但仍避免不了争端。她说，以医疗费用为例，保险公司和投保者之间常会就是否有必要住院，住院时间多久，某些昂贵的检查项目是否必要等出现争议，这些争议要通过法院审理判决。又如养老保险当中的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标准问题、失业保险中雇主对雇员的解雇问题等等。这些审判一方面在于防止滥用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雇主试图压低雇员的福利待遇。
　　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庞大，国家负担沉重，每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1／3为养老保险，1／5为法定医疗保险。因此福利改革在德国也是永恒的话题。人口老化等问题使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