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经验 重要的论述——周恩来关心新闻出版工作纪实 [复制链接]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丰富的经验 重要的论述
——周恩来关心新闻出版工作纪实
袁亮
　　周恩来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关心新闻出版的工作。他有丰富的新闻出版工作经验，并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新闻出版工作者需要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
　　新闻出版工作是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军”
　　在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提出，新闻出版工作是党的“一个方面军”，要发挥它的作用，以推动革命的发展。
　　抗战前夕，1937年5月，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国统区办宣传抗日的报刊。经过他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并直接领导筹备工作，到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我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刊《群众》和《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创办。不久，就迁至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实际上是明确了该报的办报方针。不久，他又对《群众》周刊负责人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上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
　　1939年7月初，周恩来同新华日报的同志研究工作时说：“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他还说：要使新华日报同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1940年9月中旬，在南方局讨论新华日报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肯定报社工作有进步，指出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他还说，一方面要注意站稳立场，另一方面也要活泼，不能呆板。
　　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为了发挥这两个报刊的作用，周恩来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前后为新华日报写文章58篇，题词11次，为《群众》周刊写文章13篇。他常常深夜归来，还亲自审阅报纸社论等文稿，并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关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报刊的工作。
　　1945年9月初，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商定，立即派一批干部到上海、南京等地筹办《新华日报》等报刊。
　　1945年9月14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致电中共中央：“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又说：派一批干部到上海等地从事报刊、通讯社、书店等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组织积极进行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但是，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批准。
　　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又一次说：“南京、上海已成为反动舆论中心，谣言之盛超过重庆。故我党在京、沪均应有报纸才便作战和动员群众，否则处在围攻中，我无还手机会。现正筹备在上海出大张，南京出小张，均日报。”
　　在国民党最终不准我党在上海、南京出版报纸的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和中共南京局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在京、沪等地建立我党宣传阵地。
　　（1）将《群众》由重庆迁到上海，于1946年6月3日出版，担负党的机关报的任务，宣传党的主张，影响日益扩大。
　　（2）在周恩来领导下，1946年5月在上海出版了英文《新华周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种外文刊物。这个周刊行销国外，在国际上揭露了蒋美假谈真打的阴谋，宣传了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3）继续办好重庆《新华日报》，向南京、上海等地广泛发行，扩大其影响。
（4）在周恩来指导下，这个时期还在上海创办了《联合晚报》等报刊。在关心《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关心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单位的工作。
　　1938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邹韬奋见面。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又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周恩来对他说：“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后来邹韬奋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
　　此后，在武汉和重庆等地，周恩来同邹韬奋以及三家书店负责人建立了经常联系。他多次到生活书店作形势报告，多次同邹韬奋及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从政治上和工作上给予指导。在他们几次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时，周恩来立即同国民党进行严正交涉，同时约邹韬奋和三家书店负责人商量对策，帮助他们战胜艰险。
　　1940年夏，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进步出版工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家书店一直在国统区坚持出版阵地，继续出版进步书刊，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和有益知识。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延安、华北和华东等根据地开办书店，为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的指示，在重庆的三家书店立即返回上海开展出版业务，迎接新的任务。不久，这三家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1947年3月，由于形势恶化，三店部分人员从上海搬到香港。
　　为了更好发挥三联书店的作用，周恩来于1948年6月6日，致电章汉夫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一）“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二）“业务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三）“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四）为联系读者，在转移时应“保留一部分可能留下的活动力量”，“有时可改换门面以求存在”。
　　新闻出版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武器”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新闻出版工作是一个“锐利武器”，我们要运用它来推进各项建设事业。
　　第一，新闻出版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要发展新闻出版，以促进经济建设。
　　1950年10月28日，周恩来签署颁发了《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要“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还要“把出版期刊当作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
　　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文委所属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广播局、出版机构等，方面很多，都需要扩大和加强。”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对文化要求的增长，应该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等事业。在举办这些事业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质量的提高。”
　　第二，新闻出版与人民文化生活息息相关，要出好各类书报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说：“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对于全国的艺术和出版事业正在进行有系统的改进和推广工作。”“书籍、刊物和报纸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已经迅速地增加和扩大”。
　　1963年10月18日，在出席《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周恩来提出：今后《中国青年》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面向城市”。现在农村知识青年精神食粮很不够，要求精神食粮的呼声很高。所以提出青年报刊要下乡，这是个重大方针问题。他还说：办好刊物，就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动员和教育的武器。
　　1974年2月，周恩来同国家出版局负责人谈话时说，出版工作“要有长远规划，到1980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将有2000万，出版工作要为这些下乡知识青年考虑”。
　　第三，书报刊资料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要做好书报刊资料的出版和进口工作，以推动科技现代化。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以致工作效率很低。“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要“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在同北京大学邓衍林教授谈话时说，为了发展科学研究，“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而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还“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这项繁重的资料整理工作，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务之急。”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要“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征购外国的书刊掌握不能太紧，“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附图片）
　　196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同新闻工作者在西花厅院内漫步。照片选自《周恩来》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