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战斗的一生——悼念百岁将军童陆生 [复制链接]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光辉战斗的一生
——悼念百岁将军童陆生
奚原
优秀的共产党人、百岁将军童陆生同志，在跨越了三个世纪之后，于2001年2月27日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寥寥幸存的老战友去世，虽已高寿，我内心仍深感失落和悲痛。
　　童陆生原名童传甲，湖北黄陂县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百岁将军，亲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伟大发展进程。
　　创业维艰，早期的革命者尤其值得尊重。回顾20世纪初，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童陆生的家乡邻近长江南北中枢武汉，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他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求学时，便常与进步师生恽代英、林育南、唐际盛等议论时事，为军阀割据、列强欺凌、民族危难而忧愤，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次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同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新思想影响下，他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5师13团参谋长、代团长，先后参加吉安、南京、沙河集等战役，打败了直系军阀孙传芳。
　　危急关头见忠贞。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血腥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片白色恐怖。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童陆生同志不畏艰险，在李富春领导下，组织武汉部分工运干部，与中共鄂西特委会合，于9月10日发起公安（今南平一带）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老关系，先后在广西李明瑞部、江苏李明扬部、陕西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继续入侵华北，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兴起。童陆生1932年应邀到西安杨虎城十七路军总部任职，并介绍一些同志进入西北军。1934年，杨虎城即表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意向，支持群众救亡运动。同时，党中央及时决定从兵运工作转为统战工作，建立包括童陆生的“西北特别支部”，领导成立“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开展群众救亡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同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亦深受影响。1936年下半年，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蒋介石却要倒行逆施发动第六次“围剿”红军，相反相成，促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推动起来的。”在这方面，童陆生、宋绮云等“西北特支”和“西救会”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西安事变后，童陆生又回到军队，任改编后的西北军独立旅参谋主任。“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山西忻口战役。因情况变化，随即脱离国民党军队，经延安、西安，分配到山东，先后任鲁南抗日义勇总队总指挥、山东省委军事部参谋主任、鲁南保安副司令等职，参与领导创建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奉命调回延安，在抗大三分校从事军事教育，任十八集团军总部高参室参议、中央军委一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面临内战危机，童陆生在国共重庆、南京谈判中任中共代表团军事组组长，协助周恩来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内战爆发后，1946年11月重回延安，继任军委一局、四局局长。在大规模运动战中，负责安全地转移和保护了中央军委重要历史文献，并参与筹办“华北军政大学”。北平解放，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部部长等职，圆满完成和平接管工作。他在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资深的陆生同志并未以功臣自居，而是保持其一贯的踏踏实实作风，从此埋头于我军的图书馆事业。5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四局、军事训练部军事出版局、军事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军事科学院院务部的领导工作，但都兼任军事图书馆馆长，主要致力于军事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在他领导下，搜集、整理、收藏了大量古今军事图书资料，拯救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为军队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提供大量文献信息，立下不朽功业。
　　不料风云突变，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置，下放北大荒九三农场劳动，1963年10月回京，“文革”期间又遭冲击。直到1980年平反，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
　　童陆生长期身处逆境，但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志向绝不改变。最为突出的是他到北大荒后，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勤奋自学中医，为农场职工和当地群众义务诊病。调回北京后继续义务行医，30多年间经他诊治的病员多达两万余人次，许多感人事迹为广大群众由衷称颂，报纸多次发表介绍文章，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及一些学会、团体聘请他担任顾问。他为普及和研究中医默默地奉献，1989年6月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童陆生有许多优良品德，他淡泊名利、正直俭朴、关心同志，从不追求高官厚禄。当他的冤案平反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建议给他安排一个较高的职位。他对领导上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陈述自己“年已八十，不宜再占工作职位了”，婉言谢辞。在他头上始终没有什么华盖和桂冠。他住在干休所一座旧楼房的第二层，房间狭小，多年没有维修，家具零杂。朋友们劝他换个宽敞舒适的住所，他说：“我比全国大多数老百姓住的还好，不要搬动了。”他穿的衣服破了补补，儿子要替他买件新的，他说：“穿得合适，不必换了。”那么，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仅从一项统计数字便可知道：“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余年间，他先后向家乡图书馆寄了1121个包裹，捐赠图书5000余册、期刊3000余份，还有各种图片。他把个人有限的经济收入用于为农村群众输送精神食粮。
　　去年春节前，我托人跑遍北京，买来两对粗大的红蜡烛，赠送给两位百岁高寿的老朋友。一位是中国水彩画鼻祖、美术大师李剑晨先生，另一位便是童老。我约陈彬医生同去看望他，当我被扶进门时，童陆生正坐在小房间里看杂志。见到我还客气地说：“应当我去看你呀。”言谈之间，他的思维仍很清晰。他高兴地看着红彤彤的蜡烛，抚摩着我送给他的一块白玉璧，脸上现出喜悦的表情。告别时我们紧紧握手，互相凝视良久，流露着老人分别时难言的隐情。
　　童陆生同志用他的百年实践，谱写了一部光辉的史诗，愿人们都来讴歌，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