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中国文艺学 [复制链接]

第7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走向现代：中国文艺学
　　蒋述卓李自红
　　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处于不断探索中的“问题”，近十年来，现代性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之所以要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是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时空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会有所不同。中国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下经验，也碰到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结合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我们认为需要关心两方面的课题。
　　首先，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或者说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以恪守历史进程的社会现代化为前提。现在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完全展开。从社会现代性来看，现代化仍是我们不断追求并逐次实现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语是在现代性的渐次展开的过程中进行的，现代性中仍包含着许多在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某些正价值，我们没有必要像“后现代”那样去消解尚还处于建立过程中的价值观。譬如，“进步”观念，固然有单线进化论的种种问题，但是，完全抛开“进步”观念，我们甚至无法形成意义世界的基本秩序和图景。从这点上看，我们仍需要“进步”，仍需要“现代性”。
　　其次，文艺学的现代性追求必须关注现实，高扬人文精神。文学艺术给人愉悦，同时也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的批判力而影响读者。面对驳杂而丰富的现实社会，一些文艺作品的写作不去揭示社会的本质真实，而是尽迎合之能事。这些作品丧失关注和表现当下现实的热情，或是转向遥远的历史，或是有意模糊历史时间，醉心于豪门恩怨、妻妾争宠、秽行丑闻；另一些作品或以调侃油滑，或以冷漠无情的方式咀嚼颓唐和无聊，消解着读者的理想。面对这些作品，我们的文艺学应该充分发挥其“审美现代性”的揭示、批语和引导功能，而不能认为人文精神是“最后的神话”、“现代性已终结”。因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文艺学的发展必须有“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正视当前现实，以审美的方式关心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关心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培养通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代人格。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正处于现代性的全球化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跨文化的视野，确立世界文学的意识。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必然导致精神生产的世界性这一命题出发，创造性的预言世界文学必然来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意识下建设文艺学的现代性，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复杂问题。要知道“全球化”和“本土化”经常处于相互交织双向互动的关系。既没有能离开“本土化”的“全球化”，也很难出现可以不受“全球化”影响的纯而又纯的“本土化”。“全球化”并不必然要求消解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我们也不必担心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会丧失掉中国的本土传统。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参与同世界文化的对话，才更有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播。
　　当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化”的语义置换。正如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一样，“全球化”也决不是以西方为中心。要想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我们就要反对将西方文艺学的特殊规律设定成普遍真理的做法。不存在一个凌驾和脱离于各个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西方化的普遍的世界文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也是指克服了“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人类文化“公共财产”，而今日西方向全世界推销的文化产品中有的却反映了极其片面的西方利益，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偏见，它们根本不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公共财产”；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并不排斥民族性和多样性，它本身就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所组成，可以说，民族文学的多元性就包含在“世界文学”的一元之中。因此，我们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就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就必须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上来思考中国文艺学的独特价值和民族特色，寻求与西方文论以及中国文论之外的东方文论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并进而在跨越中西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跨文化视野观照下的中国现代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