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城》的魅力 [复制链接]

第7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汽车城》的魅力
何镇邦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的长篇小说《汽车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系“大上海小说丛书”之一种。这部调动了作者三十多年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长篇小说，以八十年代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为背景，以中德合资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在设备引进，人才培训，管理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以及飞云轿车零部件国产化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主线，以潘荣根、潘树德父子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个汽车家庭为主体，展现了我国轿车工业起步的艰难历程，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同时，它又塑造了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郭大林和潘树德，潘树德之父、老汽车工人潘荣根，妻子汉梅，早年恋人肖菊妹，儿子欣荣，女儿欣华、欣明，变速器厂厂长、女企业家杭天飞，德方副总经理卡文，质量总监斯泰尔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一组人物形象，并且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唯其如此，《汽车城》不仅被看成一部对工业题材创作有较大突破的成功之作，而且以其艺术魅力征服着读者。
　　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它摆脱五十年代以来“车间文学”中以写生产过程和方案之争为主，让事件描写淹没了人物的窠臼，把笔墨集中在人物命运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精心刻画上。它虽然也写了中德合资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方与德方之间的，俊友公司同它的上级公司双海公司的，上海的汽车工业与中央主管部门之间的，公司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种种矛盾都展开得相当充分，而且也写了飞云轿车国产化的“上海方案”获得认同的艰难过程，但作者写矛盾和方案，不是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为写方案而写方案，而是通过它们的描写更充分地展示人物的命运，更好地刻画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汽车城》对“车间文学”另一重要的突破表现在其对俊友汽车工业公司这个合资企业筹办和运行过程中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描写上，也表现在对上海汽车工业和市民生活中文化积淀的开掘上。重视中外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描写以及上海市民生活文化积淀的开掘，使其对现代汽车工业和大都市生活风貌的描写，有了较深的层次，也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这种关于文化的描写和开掘，首先表现在对管理的文化理念的不同理解上。德国人的严格管理和重视质量，尤其是开始时要求飞云车国产化零部件必须送到德国沃尔夫斯堡检验通过这一点，严重地伤害了中方的民族自尊心，而中方某些领导人要求降低国产零部件某些标准，也是德国人所不能容忍的。这种关于管理和质量的观念上的差异，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当然，诸如关于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某些争议，那种把轿车当作资本主义消费品的观念，还有像老工人潘荣根把飞云车骂为“卖国车”，把他的当了俊友公司总经理的儿子斥为“卖国主义”等等言论，其中有政治上的偏见，但更多的却是文化上的问题。而郭大林关于“搞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要搞世界公认的水平，就是要德国人说了算，然后才有中国人说了算的资格”一席话，还有，德国俊友总经理施盖纳所说的“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应该是中德文化的结合，而不应该仅仅是德国的翻版”这么一席话，都表现了一种全球化的新的文化理念，表现出中外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而在殷慧芬关于潘家石库门弄堂生活氛围精彩到位的描写，还有她的小说叙述语言上，都让人们深切地体味到海派文化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