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精神家园默默耕耘——近年来中篇小说印象 [复制链接]

第7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为建设精神家园默默耕耘
　　——近年来中篇小说印象
　　牛玉秋
　　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把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可能性摆在每个社会成员的面前，唤醒并启发了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欲望；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又使一些社会成员心理失衡。再加上传统的价值观念规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小说家们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欲望化的现实。这一现实产生出极为复杂的社会情绪：企盼、焦躁、失落、怅惘、悲凉甚至绝望。中篇小说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失去了文坛中心的位置，就其正面意义而言，这反倒使得中篇小说的作家们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创作。他们从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入手，从人的命运变迁、精神处境和心理感受入手，去表现社会变革的各个层面，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像小说”；同时，他们的注意力始终凝聚在人的精神世界，探寻着诸如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等一系列重大精神命题，为建设人的精神家园默默耕耘。批判与重建就成为近年来中篇小说的明显特点。
　　欲望化的现实把人的物质欲望归结为最高价值，对此作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欲望化现实对人的精神的戕害。毕飞宇的《睁大眼睛睡觉》以其具内在张力的叙述，在欲望的膨胀与释放、感情的渴望与持守的矛盾纠缠中，充分展示了欲望化现实的非理性。红都的《鼻孔里的子弹》对比了几个年轻人十年前后的精神状态。昔日讲师团中纯洁而敏感的年轻人，如今痴迷于“码长城”这种充满偶然性的游戏之中。
　　批判的又一指向是欲望化现实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毒害。李肇正的《城市生活》中的宋玉兰就迷误于把物质生活水平当做了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泯灭了亲情，丧失了自我。在祁智的《变奏》中和陈应松的《雪树琼枝》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的爱情关系都因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欲望的介入而改变了味道。现实的欲望与浪漫的想象擦肩而过，对平庸生活的无可奈何的屈从代替了对纯洁爱情的追求。
　　近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还充分展示了欲望化现实中的精神困惑。最深刻的精神困惑表现在文化方面。人对人生价值的认定从来都是以他自己的文化为基准的，但人又常常不能终生固守在自己单一的文化环境之中。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年代，人不得不经常面对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宋元的《杀入重围》和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由于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刘连生和远子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文化的优势地位对他们的刺激与诱惑，他们想以个人的力量去报复城市或征服城市，结果都被城市吞噬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以农村文化的视角处理知青题材，本身就标志着对以往知青题材小说的城市文化价值判断的怀疑与否定。
　　最普遍的精神困惑表现在情感方面。何玉茹的《我信爱情？》和裘山山的《落花时节》表现了对爱情完全相反的困惑。爱情到底应该是不讲功利的精神默契，还是最表层、最物质的相貌相配呢？莫怀戚的《花样年月》和万方的《空镜子》所表现的也是有关爱情的困惑。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既给人们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足自己多方面的情感需求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要求人们更大限度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生命之所以有价值首先是因为理想之光的照耀。陈世旭的《青藏手记》无疑是一首理想主义的赞歌。小说中的两代人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一次次灵魂洗礼和精神提升，个人欲望与奉献精神从互相抵触逐渐彼此融合，以坚韧的生命意志战胜了生存环境的种种考验，证明了理想主义作为人的一种强烈的内心需求的巨大的力量。
　　生命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人性的美好。东西的《目光越拉越长》和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都表现了生活底层的母爱。无论是刘井还是徐梅都无法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优裕的生存环境，然而她们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要给儿子创造幸福、就一定不让女儿堕落的顽强意志却感人泪下。苏童的《驯子记》和陆涛的《我爱我爸》则表现了父子情深。父亲软硬兼施，甚至不尽情理的管教包含着融融的温情，儿子无可奈何却又心甘情愿的服从包含着暖暖的爱意；智障男孩有限的洞察力真实地暴露出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种种可笑之处，而他对父亲的仰慕与关怀则格外动人心弦。
　　生命的价值还在于人的精神持守。在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里，只有那些稳定、准确地选择好了自己生存的精神基础的人，才能生活得气定神闲。以时下的标准，徐贵祥的《有钱的感觉》中的韩子歆根本算不上是有钱人。不过按照他的理论，有钱敢花就是有钱人。正因为他有了这种有钱的感觉，把钱看淡了，虽然也常常因钱少而陷入困窘和尴尬，但围绕在他周围的始终是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平凡的日月也因此过得有滋有味。梁晴的《罗扇》中的罗扇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知书达理，心性平和，穷日子富日子都能过。当周围的人各被各的利欲驱使，焦虑不安地在人际的缝隙里谋取着生存的最大空间和最大利益的时候，罗扇居住的汽车间，成了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野莽的《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中的王永乐则是一个市井奇人。他虽然只是一个房屋维修工，位卑人矮，但却有广博的学识、精湛的技能，更为可贵的是他那高尚独立的人格品性，像一坛醇厚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这几个人物在对抗物欲化的现实时，由于势单力薄难免会有几分无奈，几分孤独。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再建的可行和必要。能够净化人的灵魂的、新的道德规范的建立也许还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但小说家们毕竟已经开始用他们创造的人物进行点点滴滴的积累了。这是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