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钢厂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法的恶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大连钢厂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法的恶果
周作新　杨会义
重工业部大连钢厂几年来在执行国家计划中，采取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大连钢厂领导工作人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只顾片面地完成产量任务，不顾品种计划，在同各兄弟厂矿、建设单位的配合中缺乏协作精神。该厂对待兄弟工厂的订货，常是以高估工料、推拖交货日期等办法，变相地拒绝订货。去年，某厂要求该厂试制一种新产品，并要求继续供应，但是他们一味强调技术困难，说是“只管试制、不管供应”，几经中共旅大市委批评，才纠正了错误的做法。某些单位要求他们在制造特殊钢材方面给以帮助，他们虽然答应，但总要在价钱方面多打点主意。旅大交通公司在该厂铸造两根高锰钢道岔子，他们要的价钱竟比一般高锰钢贵十倍。
接受了订货之后，他们也常常是只顾去完成自己的产量数字，把订货抛到一边，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日期交货。该厂承受的青岛纺织厂的订货，一拖就是三百五十三天；第一汽车厂、量具刃具厂订购的扁钢，商定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交货，但直到六月还没交齐。不按期交货，给各兄弟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鸡西矿山机械厂制造“顿巴斯一型”联合采煤机时，由于在大连钢厂订的镍铬钢不到，某些部件不得不用粗料代替，影响了机器的质量。另一个工厂在抗议信中写道：“由于你厂不按期交货……致使我厂生产停工……已成为我厂能否完成今年生产任务的关键。”由于大连钢厂不按期交货，已破坏了许多厂矿的生产计划。
是不是有些技术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不能按期交货呢？不是的。该厂接受的订货，也编到作业计划里去，但从来没有一个月认真按作业计划进行生产，甚至有意不完成订货计划。炼钢车间在炼钢时，发现炭高了也不脱炭，就改为“高炭钢”，发现炭低了就改为“低炭钢”。这个车间在去年十一月，任意改了二十二次钢种。厂内的生产竟混乱到这种程度，车间也可以随便拒绝生产计划。去年十月，有一批弹簧钢的订货，技术条件要求较高，轧钢车间主任马成功就命令工人停止生产，并对生产科说：“以后不要接受这样难干的活！”类似这样“自由”生产的情形，在该厂已经习以为常。特别一到月末，一看距离完成计划尚远，车间就随意乱干，什么好干干什么，只要吨数超过就行。去年七月，应当生产的某种钢材缺了五千公斤，而不需要生产的却超额生产了十一万一千六百公斤。于是一方面大量欠交，一方面又大量地积压。该厂从去年一月到现在，已经接到两千多份抗议信，抗议他们不按期交货。但是大连钢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对待这些抗议，避不做正面答复，总是文不对题地说些什么“人力不可抗拒”“技术条件所限”等千篇一律的理由，甚至事先印刷了大批延期交货理由的公函，企图逃避对方罚款。
大连钢厂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只顾完成产量任务，不惜大量浪费国家资金。
该厂去年成本超支达一百六十多万元，今年第一季又超过计划八十八万元。由于浪费资金现象严重，去年一年由银行贷款六百四十万元，仅利息就付了四十三万元。
去年，厂长袁执中提出“大力支援炼钢”的口号，要其他部门无条件地、不惜血本地为炼钢部门服务，谁若是服务不力，谁就要受到厂长的批评。于是本来就很混乱的供应部门更加混乱，大量购入和大量积压材料。钢丝车间要用重柴油，车间请领三十吨，供应科一下子就订购了一百五十吨，实际只用了七吨。炼钢车间在炼钢时，发现炭低了，就随便到供应科的铸铁堆里拿来一些投入炉里。供应科看见不仅不制止，反而将铸铁运到车间门口，请他们随便拿用。结果炼钢车间每一炉钢都比定额多放一百公斤甚至一吨的钢料，仅今年第一季度就多用了一千吨左右的废钢。全厂的用具钢一年约需二百五十吨，本来应该用一般炭钢，但他们也用优质钢来代替，这一项就浪费了九万元。
大连钢厂追求产量，似乎只是为了有个数字上报，对生产出来的成品，就没有人注意了。一次，生产了九百六十公斤钢材，用户前来提货，竟不知下落，只好承担罚款；后来找到这批钢材时，已全部生锈，变成了废品。许多不同规格、种类的钢材混放在一起，底下垫得不平，上边盖得不严，大部生锈变质。去年一次盘库时，光是成品就盘亏四十九万元。
追求产量，也就不顾质量。去年一年，该厂的废品、次品多达三千五百五十八吨。生产次品、废品，在这个工厂似乎已成为“合法”的行为。去年，炼钢车间共发生了一百三十九次质量事故，违反操作规程两千多次，工厂领导工作人员从不注意追究事故责任，改进产品质量。轧钢车间生产的盘条因不合需要，大量积压，决定改变规格。为此，需要改变轧钢机的孔型。在设计孔型时，有一个方案可以保证质量，但效率低些，另一个方案生产效率高，但不能保证质量，他们竟采用了效率高的那一方案，结果生产出来的盘条质量低劣，又造成大量积压。钢丝车间生产了一千多吨铁丝原料，其中有三百多吨不合格，不得不重新加工，但车间工人却得到了“超额奖励”。由于产品低劣，厂里常收到使用单位的抗议信，去年达三百六十七件，今年一至四月即达二百零一件。
大连钢厂所以有这些问题，厂长袁执中应负主要责任。袁执中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一九五二年来到大连钢厂，本来对大连钢厂的具体情况和业务都不十分了解，但他自恃当过纺织厂长和原东北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即主观主义地对钢厂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结果按照他的意图“改革”后的工厂，反而更加混乱。该厂质量低劣，是尽人皆知的，但别人一提出时，他即纠正说：“不是质量低劣，而是质量波动。”一次，中共旅大市委工业部一位负责同志和他谈话，指出“大连钢厂几年来没有多大进步”，他立即辩解说：“不是没有多大进步，而是进步较慢。”
但不管袁执中的看法如何，工厂完不成国家计划是铁的事实，于是袁执中便想走捷径，弄虚做假。在国家迫切需要钢材的时候，他有意编制保守计划，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把计划编高了，我们完不成，上级要打‘屁股’！”一九五四年的计划就是根据一九五三年一至八月的落后定额编的。但这样计划也难于完成，于是就走上了片面追逐产量的“捷径”。前述那些错误的做法，都是在袁执中许可甚至鼓励下发生的，有的甚至在袁执中亲自参与下进行。以前，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该厂订购过弹簧钢，合同规定都是“较高精确度”，有一次合同上漏掉了这个规定，于是车间就趁机按“普通精确度”生产，生产到十四吨时，被技术监督科发现，提议用电话同货主联系一下，袁执中说：“不用联系，一联系什么麻烦事都来了！”技术监督科说：“人家不要怎办？”袁执中说：“有合同替咱们说话！”结果生产了四百吨，给对方造成很大麻烦。去年十一月，大连钢厂屡经上级机关批评，曾不得不控制一下“自由生产”，袁执中亲手批下命令：“不符合当月作业计划者，一律不得入库。”但到今年三月，他又下令：“车间生产的东西，一律入库。”结果，四月份推销科推销了四十吨积压钢材，当月却入库了七十吨计划外的产品，这自然无法彻底处理积压。
袁执中在工作中缺乏依靠党、依靠群众的观念，片面地强调一长制，忽视党的监督和民主管理。决定工厂的重大问题时，他总是独断专行，不在党委会上讨论。去年编制计划时，未提交党委会讨论就上报，有人提出意见，他还说：“你们不懂，讨论也提不出什么意见。”由于袁执中轻视党在企业中的作用，在工作人员中曾有过这样的错误论调：“支部关一天门不要紧，行政关一天门就完不成计划。”这就是说，已有不少人认为企业中党的组织是可有可无的了！
自然，大连钢厂有许多工作人员不同意袁执中的做法，曾提议要扭转错误的经营方法，但袁执中拒绝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意见。今年二月，在袁执中去北京的时候，工厂里开过一次会，研究为什么不能按品种完成计划。当时，有关人员都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做了检讨，大家都准备改进工作，并且信心很大。但是袁执中回厂听过汇报后，大为恼怒，认为太“左”了，还说：“过去检查、批判过多少次了，问题、毛病还不是照旧存在吗！”于是大家的满腔热情，又被袁执中给压下去了。
大连钢厂已被错误的领导思想拖住无法前进了！最近，袁执中在中国共产党旅大市代表会议上作了检讨，尽管检讨得还不深刻，但总算初步表现出了改进错误的意愿。希望袁执中切实地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自己的决心；同时，也希望重工业部加强对大连钢厂的具体领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