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现象浅析 [复制链接]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观察

　　“戏说”现象浅析
　　陈文新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的“戏说”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戏说乾隆，戏说慈禧，戏说刘罗锅，戏说纪晓岚……这类影视剧，相继在多个频道亮相，各类媒体也热心加以报道渲染，几乎造成了当代文化生活的一种时尚。
　　历史题材创作不是历史教科书，当然应该允许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和戏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虚构不是“戏说”，虚构的历史中包含了严肃的旨趣，而“戏说”则以迎合世俗为目的，格调轻佻。对这二者，我们必须加以明确的区分。前者的代表可举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其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补天》，1922年12月1日曾以《不周山》为名发表于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新型的历史小说。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有别，它并不取材于正史，所写事件也显然不是历史事实；作者的意图不是普及历史知识，而是有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对本土历史文化作审视、反思。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谈到《不周山》的创作意向时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借题发挥，并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讽喻性地创造情节，俨然已有“戏说”的意味。但鲁迅这种“戏说”与本文所评述的“戏说”不是一回事。鲁迅的“戏说”，其风格是轻松戏谑的，其内涵却是严肃深刻的。作者借用一个神话题材，表达了他的历史文化观念，其高度哲理性和浓郁的象征意味，能引发读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换句话说，它表面上是“戏说”，实质上是“庄说”。比较而言，“戏说乾隆”之类的作品，却不具备这种人文内涵。它们表面上是“戏说”，实质上也是“戏说”。
　　这种实质上的“戏说”，其基本特征是不加节制地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就内容而言，它通常包含了看似对立的两端：一端是油嘴滑舌地宣扬某种道德伦理，一端是兴高采烈地铺叙种种风流韵事。表面看来，这种韵事与道德是势不两立的，但在戏说类作品中却相安无事。韵事是私生活的点缀，道德是公共生活的坐标，而一个帝王或名流，似乎具有制造风流韵事的特权。他在使道德伦理戏谑化的同时，也使风流韵事合法化，于是韵事和道德便井水不犯河水了。这一类作品热衷于驱遣帝王将相，可由此得到解释。以中国古代的戏说类的作品为例，在那些小说中，帝王经常化身为“有风情”的文人，怜香惜玉，荡佚不检，作者眉飞色舞地描写其艳遇，因为这样的天子身上，散发出的正是作者所自诩的“才子”气：《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正德游江南》中的正德皇帝，都属于这种化身。作者的写作不是致力于创造历史的情境与氛围，不是致力于复活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以及这种风尚中的人物行为方式，而是借人物特殊身份之便，编造种种“佳话”、“韵事”。比如隋炀帝，这个历史上的暴君，到了《隋唐演义》中，竟成了浪漫多情、能说善道、文章也写得极好的风雅人物。他变着法子讨好十六院美人，而十六院美人也对他爱慕不已，其中几位“感恩知己”，甚至甘心为他“殉难捐躯，毁容守节，以报钟情”。对比隋炀帝来看“戏说乾隆”中的乾隆，我们容易发现：他和历史上的乾隆很少相似之处，倒与《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颇为相近：这位“风流天子”，一路游玩，一路行侠，一路恋爱，以他为核心的那些故事，表现出不健康的人生情调和趣味。以纪晓岚为主角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历史上的纪晓岚，虽曾自比于汉武帝的弄臣东方朔，也长于撰戏联，说俏皮话，引乾隆一笑，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仍有其基本的做人原则和处世风范。而民间传说中的纪晓岚，却老是那么一副滑稽面孔。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纪晓岚家书》纯系伪作，其中以自述口吻，写纪晓岚在乾隆面前的弄臣形象，滑稽夸张之至，可说是俗语流为丹青的典型个案。“戏说纪晓岚”等影视剧，更变本加厉，进一步把他写成了弄臣、才子加浪子。
　　以才子加浪子为主角，戏说类作品在题材和风格方面形成了若干俗套。在题材上，无非是侠义、公案、言情之类。宋元说话人常说“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所谓“佳人胆”、“壮士心”，概括了戏说类作品的主要内容。“佳人胆”指向恋爱，“壮士心”指向侠义、公案。从宋元时代到21世纪，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然而戏说类作品的基本题材类型却大体保持稳定，乾隆、纪晓岚等所扮演的依然是侠义故事、公案故事、恋爱故事的主角。在风格上，插科打诨，玩弄噱头，消解崇高，一味滑稽，几乎成为惯例。至于作品中的故事是否与历史真实吻合，是否意味深长，作者是不在乎的。在浓郁的戏谑氛围中，即使偶有严肃、深刻的细节，其意义也已被消融、化解，而化庄重为笑谈事实上正是作者所热衷的一种效果。
　　作品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自然无可厚非，但不加节制，没有分寸，甚至随意编造，信口乱说，却是毋庸讳言的过失。无论是戏说隋炀帝，还是戏说乾隆，无论是戏说正德，还是戏说纪晓岚，其中都不乏庸俗、粗俗甚至下流的情节，在满足部分消费者不健康期待心理的同时，使作品丧失了应有的品格。这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