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大事聚焦》，引发历史写作的思考做书最难是讲究 [复制链接]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一部《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大事聚焦》，引发历史写作的思考
做书最难是讲究
舜尧
出版界的繁荣昌盛，常常使一些本该引人注目的优秀书籍也变得司空见惯的平常。所以当《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套洋洋百万字的大书排在案头的时候，并没有引起笔者足够的重视。但是这部由解放军出版社新近悄悄推出的新书，一上市就得到读者的青睐：两个月内一版再版，印数达2万余套（码洋170余万）销售告罄；再版的订货电话接连不断。读者好评如云，甚至有人说，不少书放下去不想拿起来，这本党史，拿起来就不想放下……
　　严肃著作也要“心中有读者”
　　如今受众口味的挑剔是众所周知的，不要说是党史这样的严肃著作，就是一般的消遣读物，作者编者要是疏忽做得稍不讲究，读者受众便要毫不客气地报以冷眼。一本书摆上柜台，放下去再拿不起来，大概也还有可取之处——至少它还能吸引人拿起来。至于把书做到叫人拿起来不想放下的地步，这书该有多大魅力呢？
　　《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此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显一般和敷衍，而是透出特别的认真和讲究，讲究亲和，讲究创新，讲究系统，讲究导向。
　　党史属于专业学术著作。这样的著作非学者专家莫属。但读多了专家学者的著作后也有一丝遗憾：学术著作往往可誉而不可读。换句话说：只能说好，但可读性差。更何况从来就有一种风气喜欢把学术放在神坛上祭奠而不肯屈尊不屑通俗，还有人把学术当成饰物的时候远远多于用它解惑的时候。这就难怪常人常有不满：学术爱端架子，拒常人于千里之外。其实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术，从来就不与冷僻深奥为伍。化繁为简，将高深变得平易，让晦涩成为明畅，才是学术的本义。
　　这部党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学术者放下了学术的架子，“心中有读者”，主动地调整了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这部书的主编邵维正将军，是国内党史界颇有名气的学者。但他并不想把此书写成学术专著。他在前言中写得清楚：此书定位于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党史普及读物。做书人从立意始就想把党史从研究者的书斋中请出来，正是这种想法使这本书从根本上赢得了读者。
　　学者一旦放下架子，他们化难解惑释问答疑的能力就会加倍地释放出来。而且，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通俗的友好与尊重，叙事行文的风格便变得平易亲切而不拿捏生硬。由情节生动的故事载起的严肃庄重的精神与思想，与读者不再疏远。让读者看起来不累，让读者能看下去，让受众喜欢，甚至让读者买得起……一句话，全书透着一般学术著作少见的亲和力。
　　党史写作可以创新
　　党史这样的书，不管是学术专著还是普及读物，在市上少说也有上百种。这类书要想好中见好，优中显优，不讲究创新，也就无异于平庸。
　　《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首先在体例上富有新意。它大胆摒弃了我们所习惯的编年体写法，使用了比较少见而难度较大的纪事体。以事载史，以人载史，正应了“历史是由无数的时间和人物活动组成的”之定理。在形式上，该书通篇运用以文为主以图为辅、随文走图文图互补的新颖形式。这样的形式既具备了文字的厚重和深远，又有了图片的形象与生动，这种文图组合相得益彰的形式不仅便于丰富内容的表现，而且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现代人追求轻松、讲究视觉形象、可断可续的读书习惯和节奏。
　　而写作语言的清新也值得一提，特别是文章标题的制作，虚实搭配得颇为得体，虚的美和灵巧与实的准和严谨，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在著作过程中的认真和机智——做实容易，做虚也不难，难的是虚实兼容，把实做出虚的美来，把虚做出实的准来。同时，全书四字标题的工整与对仗，以及封面制作的清新淡雅，让人不难体味作者、编者贯穿始终的创新意识与良苦用心。
　　兼顾科学严密与亲切可读
　　《文图并说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采用的是纪事体。纪事体生动，但弄不好很容易失之于疏漏。不能因为追求可读生动而丧失科学的系统与严密，否则此书的学术价值、可信与权威性就要大打折扣。这无疑对做书人的功力是个考验。著作者必须胸有成竹，心中不仅具备完整的学术体系，而且还具备表达这个体系的技巧与能力。具体来说便是对80年100件大事的选择与确定必须科学与严谨。100件大事100个点，每一个点是独立的，读者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择其所好掐头去尾地阅读。但这些点串联起来，又是一条清晰的线。做书人对党史知识能提纲挈领，对其铺排组合自如，选事择人的标准统一和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俗话说盛世修史。只图热闹与卖点不负责任的向读者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者是只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话料，那不是唯物主义的史家所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隐讳，不溢美——这是历史的良心所在，也是我们党性的光明磊落和强大自信所在。这部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好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做书人把以上的精神原则融于做书的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对党的丰功伟绩英明正确旗帜鲜明的弘扬，但错误和缺点也不隐讳回避。我们看到，诸如“拨正航向”、“兴无灭资”、“土法上马”这类章节，其切入的角度，叙述的分寸，因果的揭示，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由于创意与著作以及编发的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做书人的讲究，这部书得以脱颖而出。它的成功告诉我们，做书将就容易，讲究就难了——但难并非不能为——党史这样的含有浓厚学术味道的严肃著作，完全可以做得讲究些。只要讲究，科学严密与亲切可读皆备，专业高雅与通俗易懂共融，庄重严谨与生动活泼一体，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