吆喝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吆喝
　　胡弦
　　吆喝声也是可以入诗的。“卖花声里梦江南”，这是清人舒瞻一首题画诗中的句子。卖花声像一个悠长的美梦，如此入心的吆喝现已难觅。陆游写得更妙些：“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原来尚未到来的一声饱含诗情的叫卖，也竟能让人牵肠挂肚，一夜难眠。
　　卖花是高雅的商业行动，就当那卖的是清新的春色吧。但一般的人，更敏感于贴近生活的吆喝。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乡村里游走着担挑的货郎。先是拨浪鼓的声音，接着是或短促或悠长的吆喝：“大针洋线桃木梳——”，这是针对村妇们的，“糖豆帽卡玻璃蛋——”，这才是吸引孩子们的。货郎的挑子是一座移动的百货商店，东西又多又有趣，装在玻璃瓶里的糖球，五颜六色地诱人，仿佛聚集了整个世界的甜，而我却难得有钱买上两粒。因为不大能买得起吧，所以总觉得它甜得特别。
　　但现在的农村，货郎的吆喝已经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
“棉油——”卖油郎的吆喝。
“巴盆巴锅——”补锅匠的吆喝。
但有些吆喝还在继续。
“弹棉花——”土地承包之后才出现的吆喝，表明农民的床上可以多两床新被子了。
　　“修雨伞——呀！”修雨伞似乎只是南方人才熟习的技艺，空气中颤动的异乡人的声音，初听来让人新奇而兴奋。
　　吆喝声像细细的线，在记忆里悠荡，钩挂的是一些人的音容，寻常而又难忘的旧事。我记得那个叫巴老三的补锅匠——一个光头的小伙子，记得那些带着洞眼和裂纹的锅和盆，钢钻发出的吱吱的叫声和钻眼里涌出的细细的粉末。“补好了”，他敲一敲面盆说。面盆发出噼噼啦啦的声音，是一种由陶片、铆钉、伤痕组成的不再浑圆的混响，一如生活本身的质地。我还记得一个姓陈的屠狗人，面孔黑亮，十分壮实。他如只带了一根棍子，就会吆喝“打狗——”，他如挎一个篮子来就会吆喝“狗肉——”。他是个粗心大意又不识字的人，有人赊狗肉时，只在他的本子上记下赊欠的斤两，却不写姓名，使他收账时难以查找。他便会跳脚大骂一通，“要再赊账我是狗！”但他似乎老是记不住自己发的誓，狗一直打着，账也一直照样赊下去。
　　吆喝声是让人愉快的，在商业不甚发达的年代，它带来浅浅的喧哗，但不含疯狂的成分，像很熨帖的平民化的乐声。对于渴求的心灵，它还可以代表更多的东西。“蒲席——”，细嫩的童声里有劳动的艰辛和生活淡淡的苦味；“包子——”，粗犷的高音仿佛是扑面而来的浓香；“冰糕，三分五分的”，甜甜的流着汗的凉；“抢刀磨剪子！”任怎样迟钝的心也会因之锋利且轻快起来。
　　“青菜啦青菜，绿油油的青菜。”一部电影里的吆喝，黑白片，什么情节早已忘了，但这吆喝声却一直记着。让记忆有所选择的，也许就是那鲜明的绿和湿润蓬勃的气息吧，游离于影片之外，超出了黑与白的单调。
　　好的吆喝是一种艺术，真正的民间创作，有质朴的乡土气。记得一位卖苹果妇人的吆喝：“甜苹果——吃个肚子圆哪。”那声音里含着儿童的向往，是饱满而多汁的。还有一位卖布的小贩，“禁拉禁拽禁蹬禁踹冬暖夏凉不结实不要钱！”字字用力的句子确实契合了家织土布的特征与品格。
　　但这样的吆喝越来越少，市声喧嚣的时代，真正的吆喝却逐渐淡出，慢慢趋向寂静。住在城市的楼房里，窗外带着乡土气的声音，已是极偶然的，而代之以“洗油烟机”、“煤球”之类，沾染了工业的恶浊气。街上是林立的店铺，生意人越来越多，无声地站在柜台后面。市场内是商人麇集的地方，但没有吆喝，只有讨价还价的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
　　商人们不出声，是有人替他们吆喝。打开电视的任何一个频道，都可以见到各路大大小小的星级人物——演员、歌星、模特、教授———自己不卖东西，只替出钱的人吆喝。这新的吆喝一族是电视时代的产物。本是离艺术最近的一群，一吆喝竟俗得无以复加。某待字闺中的小姐会作慈母柔情状说：“我们家孩子……”某面对刺刀不曾皱眉的银屏硬汉会为一盒补品泪眼蒙蒙。语言也日趋晦涩暧昧。当小孩子问：什么是“防侧漏”？为什么“他好我也好”呢？人们才警醒到这些吆喝的负面……
吆喝声被明星们垄断，无怪乎小民百姓们渐渐哑口。而真正的吆喝艺术却失传了。
　　电视里吆喝一声是价格不菲的。听说一花卉基地想请某明星给吆喝一声，该明星一开口就要价数十万元。“卖花声”也值这许多银子，大概是当年的陆游、舒瞻诸人不曾料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