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乌镇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走进新世纪

　　心中的乌镇
　　叶文玲
　　阳春三月，我再次来到乌镇。
秋光如金时想起乌镇，是桐乡乌镇那一片铺天漫地的菊海，承载着我情思的小船；春雨如酥时想起乌镇，是乌镇古戏台旁的每一块街石，令我遥想它那逝去年代的缩影；想起乌镇，我仿佛总在听它叙说上一个世纪的衷肠，想起乌镇，最令我缅怀的亲切而又具体的一个名字就是茅盾先生。
　　记得是1977年，一封融和着《人民文学》编辑部美好心意的请柬，在灿烂秋光中飞到了郑州，飞到了当时还是“工人业余作者”的我手中。揣着这真正来自文学的召唤的平生第一份请柬，惊喜莫名的我，在被喻为“春回大地”的当时，尽管心潮激荡，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将要出席的是一场怎样的盛典，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我将在这个会上遇到什么人。
　　开这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地点在北京的远东饭店。小小的饭厅，自始至终的清淡伙食，两人一间的住舍；作为会场的房子，好像也是饭店临时归整出来的而非正规的会议室，一切的一切，都带着“劫后”初复的匆忙和简朴，但这一切，都没妨碍与会者那种“解放”的欢欣，没妨碍在听说将要与会的那些名字时所生的再度震惊和惊喜莫名。
　　我的同室茹志鹃，是当时与会的另一个女作家。我对《百合花》和其作者的钦仰由来已久，而茹志鹃对茅公的由衷的敬仰和感佩，自然也与《百合花》以及它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相关。故而，当她讲这个会将由光未然——当时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主持，文坛大师茅盾先生可能也与会祝贺时，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我曾经像仰望天上星宿一样仰视鲁迅茅盾这两位文坛泰斗的名字，我从未敢设想过能够亲见和亲聆茅盾先生教诲这样的荣幸，如果说那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有什么“花絮”的话，那么，我与另一位同样幸运的青年业余作者（陕西的邹志安———可惜他已在九十年代初英年早逝）因激动而失眠、因紧张而发言口吃，便都是最真实的“花絮”之一。
　　会议开始第一天，主持人宣布茅盾先生因为目疾和健康的原因，来不了会上，但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会议，他向与会的作家亲切问候，并撰写了稿子作书面发言……果然，而后报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消息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以显著的版面和篇幅隆重推出，而茅盾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兵的希望》更似炽热的火把，点燃了人们对新时期繁荣文学创作的热烈希望和信心百倍的期待。
　　没曾想，会议结束时又有消息传来：茅盾先生要来与会议的参加者合影！
　　那是又一个兴奋和匆忙的时刻，那天，所有的与会作家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及会议工作人员全体到场，当穿着深灰色对襟布衫拄着一柄手杖的茅盾先生在大家中间坐下时，站在他身后的我，虽然感受着梦境般的幸遇，却丝毫没有那种参见巨人的紧张，倒像过年节时和大家庭的家长照一张“全家福”似的，十分温馨平静。
　　这种“常态”式的心情，自然是由于茅盾先生和大家招呼时那平和亲切的声调，那极其家常而又慈和的态度，还有那身家常的对襟布衫和那柄普通的手杖，都使我有如见父辈的自然和亲切。就在那一刻，我分外感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长者胸襟；什么是秋月澹面，温风如酒……
这张窄长的有着五十余人合影的照片，和过去岁月的珍撷一样，从此为我特别珍藏。
　　1977年10月在脑海中的“珍撷”自然还有许多：在会议中聆听的那些声泪俱下的发言；在会终游览香山时一位老编辑送我而被夹藏在日记本中的那片红叶……如今，多数发言者和送红叶者都已作古，我们敬仰的茅公也早已英灵在天，但是，那天照相的人和情景，却成为不凋的风景，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1977年10月的这些日子，成为我文学创作旅程中的祝福和祥瑞。此后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次年冬天，当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我又有幸成为参加者，而会议中的又一次令人兴奋的“高潮”是：我们被获允去茅公府上探望。
　　当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喜悦而又急切地来到茅公所居的院门时，带队者怕人数过多而太惊扰茅公，便特地让金近先生、陈模同志，还有湖南的金振林和我，代表大家去问候茅公。
　　就这样，我们四人来到茅公的小客厅，因为谨记着“时间要抓紧，别累着老人”的告诫，我心里又一次紧张起来，那小小的客厅是什么布置什么模样都没有看仔细，只记得茅盾先生依然是一身中式棉布裤褂，一口听来语调轻轻而又十分亲切的乡音，虽然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桐乡，但我认定那是融和着绵绵的吴侬软语的桐乡口音……
时至今日，我无法忆起茅公当时的原话，但仍旧记得他所讲的大意。他以十分抱歉的神情说自己患白内障多年，目力已经很差了（知情者事先就告诉我们说茅公戴了眼镜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所以尽管看你们来了很高兴，但我却看不清你们的模样，得知你们开这个会很高兴，但我也无法看你们发表的文章，真是抱歉……
最后，当然是语意深长的勉励，茅公勉励大家要常写多写，为全国儿童多写好文章，最后，又让我们将他的问候传递给大家……
当我们四人按照安排依在茅公身边照了相后，我这才注意到，在我们身后的那面墙上，有一帧尺幅不小的油画；而墙角窗后的一张小小书案上，摞着一沓先生在看的书刊和文稿，最上边，放着新近的一期《人民文学》……
此时，原先在院子里静候的众多作家们，竟一窝蜂地涌入室内，连这次会见的安排者也无奈地被挤在一边，而被大家蜂拥在中间的茅公，虽然被热情得忘却礼貌的作家们拥挤得几无回身之隙，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依然宽容地向大家微笑。
　　若干年后，当我回归浙江并能有幸去乌镇拜谒先生的故居时，当一同参观的友人偶尔认出了1978年的这张照片时，短暂而荣幸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记忆的涟漪犹似桐乡的菊海，如雪似浪地涌起，在凝视着“目力不好”的先生的双瞳时，我总觉得先生仍是那样慈爱地注视着我们，耳畔就会缭绕起他那乡音温和的话语。
　　是的，因为那话语不仅有乡音的魅力，对我们这一代更有着感召的魅力；因为那话语蕴含无穷，因为那话语，永远嘹亮着中国文坛这位赤诚的“老兵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