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呼唤与深圳情怀——深圳支援西部扶贫开发纪实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西部呼唤与深圳情怀
——深圳支援西部扶贫开发纪实
李洁湛罗岳
初夏时节，西南重镇贵阳市群山葱翠，山花烂漫。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和省委常委、深圳市长于幼军率领的深圳市党政赴西部学习考察团，于5月16日抵达贵阳。
深圳考察团一行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提议，分别向贵州、甘肃、新疆各捐赠1亿元，建立助学基金，资助当地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就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并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和延安地区共捐赠1750万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还拿出资金1550万元，资助当地发展一批经济项目。
学习考察期间，深圳代表团分别与4个省区的领导举行了亲切座谈，广泛交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探讨合作领域和前景。张高丽动情地说：“深圳是全国的深圳，没有全国的支持，就没有深圳今天的繁荣。我们从市财政拿出3亿多元为西部和老区的贫困学生设立助学基金，是430万深圳人对全国人民的一点回报。”
大局意识
5月17日，新华社播发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10年来，深圳对西部扶贫投资共40亿元，义务为中西部的14个省、市、自治区培训各类管理干部8600余名。到目前为止，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为全国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68个县市建立346个“造血型”项目，累计投入基金8亿元。
近几年来，从革命老区的陕北延安到偏僻山区的贵州黔南、毕节，从世界屋脊的西藏林芝到三峡库区的巫山巴东，从四川阿坝到粤北地区，无不闪现着深圳人扶贫帮困的高尚情怀。在扶贫帮困活动中，广大市民、企业和社团扶贫帮困献爱心的热情十分高涨。1995年春节前，深圳市沙头角镇退休女工陈观玉在电视上看到河北省张北县山村小女孩张素珍因家贫失学的新闻，她彻夜难眠。等不及天色放亮，陈观玉就挑灯疾书，清晨赶到邮局寄出了一封信和1000元钱给小素珍，希望她早日重返学校。深圳市动植物检疫局局长贺方军身患肝癌，仍一心想着贵州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病危期间还打电话让家人替自己捐上1000元。弥留之际，他又让小女儿把自己全部5000元存款捐给贵州山区人民。深圳自来水公司员工朱蓉赴贫困地区支教，她读幼儿园的女儿的同学知道后，大家凑了1330元给她寄去，朱蓉将这笔钱为11位学生交了一学期学费。
深圳何以能如此慷慨把爱洒向全国各地？
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一名年轻的公司员工说：“深圳才400多万人口，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考虑，只有中国近13亿人民都富起来了，中华民族才算真正的复兴。”这一朴素的语言折射出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深圳深入民心、蔚然成风。
掘井与造血
在支援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实践中，深圳市委、市政府逐步认识到，单纯送钱送物的捐助是“送水”，源断则水枯，只能救一时之困，而将资金投放到项目上是“掘井”，有了源头活水自然来。
早在199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借鉴世界银行等组织的经验，每年从可支配财力中拿出2％的资金，建立了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以低息贷款方式借给贫困地区，帮助发展“造血型”的经济项目。
10年来，深圳市经合基金像一架永不知疲倦的“输血机”。
贵州罗甸县信邦药业有限公司是家生产银杏系列药的专业厂，由于没有资金建银杏浸膏生产线，守着丰富的银杏资源却难以发展起来。深圳市经合基金考察后，投入200万元。3年后，企业飞跃发展，产值、税金、利润三项指标比基金投放前增加近10倍，并且带动周边2400户农民种植银杏脱贫。当地人称，深圳的经济合作基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此外，资源开发型项目、“三高”农业和“龙头”企业项目也备受深圳经合基金的“垂青”。如今，基金扶持的项目大部分运作良好，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利税8.2亿元。
深企西进，优势互补，实现了双赢。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深圳毗邻港澳、信息灵通、机制灵活，双方合作具有天然互补性。近年来，深圳企业利用特区优势，依托内地，面向海外，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为纽带，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连成一线，为内地企业占领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由于找到各自的结合点，深企投资西部实际上圆了东西两地双赢之梦。
最根本的扶贫
治贫必须先治愚，经济社会发展有赖于教育先行。正如贵州前任省委书记刘方仁所说，“深圳对贵州教育的扶持，就是最根本的扶贫！”
为了支援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深圳团市委从1998年开始组织“青年志愿者接力扶贫支教”活动，选拔优秀青年赴贵州山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在这一年里，志愿者只得到每月400元的基本生活费和一年两次探亲路费。艰苦的工作、微薄的待遇并没有挡住深圳青年志愿者的步伐，每年20名扶贫支教名额，前来报名竞争的多达三四千人。
与丈夫一起参加支教，并把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带到贵州上学的福田区梅丽小学英语教师曾秀媚说：“我们夫妻都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但我们仍然忘不了大山，我们想用我们的知识，让更多的山里孩子能够走出大山。”放弃月薪近万元工作的研究生毛国花说：“赚钱的机会还有一大把，但对我来说扶贫支教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因此，我义无反顾！”
现在，贵州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建校，找徐勇。”可徐勇既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也不是手握重权的高官，他只是众多志愿赴黔支教的一名深圳义工。两年前，他带队赴贵州扶贫支教，完成团市委派遣的任务后，自愿停薪留职重返贵州。他拖着病体终日奔波在大山之中，为山区募集、引进资金，先后建起了26所中小学，成为当地“政府最欢迎，群众最爱戴”的深圳义工。
而更多的特区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亲自赴黔支教，但他们用自己的真情，以“1＋1”助学的方式，默默地资助着千里之外成百上千从未谋面的山里孩子完成学业。
“全国支援特区，特区服务全国”。先行、先试、先富起来的深圳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全国做出较多的贡献。过去是如此，今后还将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