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伟大的道路——简评《红军之父》暨元帅传记丛书 [复制链接]

第7版(大地·读书)
专栏：

走上伟大的道路
——简评《红军之父》暨元帅传记丛书
徐贵祥
　　1950年5月6日，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世长辞，临终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德总司令处理……这位“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中国”、“经常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中国人”的美国人，就是以这样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和朱德元帅的诚挚感情。而在此之前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全部能量几乎都投入到朱德元帅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写作之中。诚然，史沫特莱并非是第一个踏进中国革命土地、并且始终以中国革命事业为己任的外国人，早在1936年，与史沫特莱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就冒险进入中国的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为当时的英美报刊写了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和后来成书的《红星照耀中国》。迄今为止，《红星照耀中国》和《伟大的道路》仍然是介绍中国革命早期情况和介绍中国革命领袖的具有权威意义的著作，也可以看成是记述中国革命斗争的开先河之作，它们为此后几十年有关此类题材的写作，尤其是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据和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恰如其分地赋予朱德“红军之父”的称谓，则在六十多年后成为朱德元帅另一本文学传记的书名：《红军之父》。
　　如今，把这本新书同《红星照耀中国》和《伟大的道路》对照阅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聚焦点不同，诞生的背景不同，功能不同，对于读者产生的影响不同，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后者是无法和前者相提并论的。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描绘中国革命辉煌的历程，塑造伟人形象，探索领袖人物的心灵，启迪和激励后人的根本目的，又是相同的。
　　较之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刘学民、王法安、肖思科共同创作的《红军之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新，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新的世纪，当代作家观照历史的角度和侧重审视的断面必然区别于六十多年前。二是近，因为这部传记是由中国人写的，贯穿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尺度和审美趣味，使读者与元帅的距离自然又近了一步。三是真，毕竟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雨，随着时间推移和对于大量资料的重新考证确定，历史上的许多迷雾都已经被驱散，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浮出了水面，在新的出版物里，对于一些必须的而又曾经失传的情节进行挖掘补充成为可能。
　　《红军之父》属于传记范畴，但又并非严格意义的人物传记，同国内已经出现的众多的传记、回忆录等形式的图书相比较，它更加注重文学性，侧重于写出历史中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的历史。首先，叙述语言和描述语言以及人物的生活化语言的熟练运用，使作品变得充满灵性，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它是这样把我们带进那个时代并接触那些人物的：一位布衣青年夹着一把油纸雨伞，在通往安源矿山的路上行走着。那是中共湖南地区的委员毛泽东。一位英俊腼腆的青年在欧洲的原野上穿行着。这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一位憨实的汉子在上海的街区打探他要去的地方。这是滇军名将，此时已退出滇军的朱德。1922年9月初，逃脱缉捕的朱德到了巴黎，然后又辗转来到柏林，找到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假如说朱德的一生是一条充满传奇的长河，那么入党则是一朵特异的浪花。这浪花是清新快乐的，它把朱德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阴影一扫而光。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同未来的战友们一起，站到了同一信仰的起跑线上，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始终没有分开过……这种寓情于物、蕴含诗意的叙述，生动机智，引人入胜。毫无疑问，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史沫特莱所说的“伟大的道路”的起点，从这里出发的还有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作为卓越的军人，在信仰的旗帜下，他们是以战斗来捍卫信仰的。也许，那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都互不相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共同的信仰最终要把他们集合在几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授勋仪式上，甚至还要共同出现在同一套丛书里。
　　《红军之父》是解放军出版社自五年前就开始培育选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目前已出版五本，编者对既有出版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开发，在宏观上把握丛书的整体文学风格，并对内容的取舍统揽考虑，选择元帅们人生经历的不同侧面和重要阶段，将其放大投射，因而使每部作品各具特色，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其中，《雄关漫道》以凌厉豪放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描抹了彭德怀屡次受命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的大将风采；《新孙吴》塑造了刘伯承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的风度；《高山魂》集中笔墨刻画了徐向前元帅历尽艰难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大漠长空》再展聂荣臻在国防科技战线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风采。这套丛书的问世同六十多年前的作品形成遥相呼应的态势，元帅们的光辉业绩经过几代中外作家的细致拂拭，闪射的光辉更加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