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医德的纯洁与神圣 [复制链接]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医德医风大家谈征文

　　维护医德的纯洁与神圣
自从有医术起，医学伦理问题就提出来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誓言就是最早的例证。它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信任感，许多国家至今仍采用这一誓言。誓言中写道：我将以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从事医疗，我考虑病人的利益，不使他们遭受毒害。我将怀着纯洁与神圣的心度过自己的一生，实践自己的医术。我不伤害一个遭受痛苦的人，而是去帮助他医治创伤。无论走入任何人家，我是为患者的康复而去的，我将摒除有害的和败坏的邪念，既不受别人意志的支配，又不自己随心所欲。当我信守这一不可玷污的誓言时，我就可以享受人生、事业及所有人对我的尊敬。相反，假如我冒犯和违背了这一誓言，我将失去这一切。
　　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医生？在此谈谈我的体会。
　　我永远尊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不仅教我医术，而且教我如何做人。1956年，当我考入医科大学第一次上解剖课时，老师对我们十几个同学说：“这些死者是我们的第一批老师。中国人最忌讳死无完尸，而他们在死后把遗体捐献给我们，供我们学习，让我们向他们默哀、致敬。”从那时开始，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给我们上外科总论的裘法祖教授，要求我们上大课时必须穿白大褂，因为这里是庄严的课堂，严肃的气氛才能给病人以信任感。这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却是一种严谨的作风训练，对学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今我上讲坛、出门诊也很注意仪表，白大褂要洗净、烫平，头发要整齐，精神要集中，这样病人才能信任你，把自己的生命大事委托给你。
　　到积水潭医院工作以后，王树寰、程绪西教授一步步引我入门。我写的病历、论文，王教授曾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第一次在国外发表论文时，我觉得应把老师的名字放在首位，王教授坚决反对。有一次我和另一大夫为一个烧伤病人做手术，常致德教授就在台下为我们倒酒精、打下手。第二天我到病房看病人时，常教授已在那里看望病人了。他们甘为人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他们使我懂得，要有好的医德必须有良好的修养，它体现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比如与病人的谈话方式。在急诊中，病人哪怕只伤了一个手指，都会很惊恐，家属也会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常会惊慌失措地围一大群人。这时假如你说“出去出去，哭什么？人家掉一条腿也没像你这样”，便极易引起家属的不满，争论、打架常常由此而起。一个修养良好的医生、护士应该这样说：“你们留下一个家属陪他，其他人在外面等，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治病。你们都在这里，病人也会很紧张的。”
　　作为医生，绝不能训斥病人。托马斯·波西沃的十条规范中，第一条就提出应当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不可一世地训斥病人及其家属，会失去病人的信任与尊敬，也会毁坏自己的形象。
　　在门诊，常遇到几种情况的病人：
　　第一种是可治的，你应该跟病人说清楚其伤情如何，准备如何治，需要几次手术，每次间隔多久，最后达到什么效果。
　　第二种是治疗不多的，要引导病人学会今后怎么看病，告诉他不能做哪些治疗。
　　第三种是不可治的。对这种病人更要耐心安慰、鼓励，切忌简单粗暴。因为这类病人精神很脆弱，有的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如有一个工人，右手截肢了，非常悲观。我告诉他，你还年轻，虽然不能做原来的工作，还可以去学习，去图书馆搞资料、管仓库等。后来，他真的去了图书馆，并自学了英语。不久前，他精神抖擞、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韦大夫，我是来向你致谢的，是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帮助我选择出路。我要代表工厂到德国去了，今天我特意向你辞行。”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会记你一辈子，这不是对自己劳动的最好安慰和奖励吗？
　　在行医的30年中，我不仅把工作当作责任，也当作一种乐趣。我真诚对待同志，平等对待病人。不管是部长还是工人，不管相识的还是陌生的，凡要求我治病的，我都一视同仁，尽量有求必应，也不要求回报，因此我不用费神记住对方的职业、地位和电话。我遵纪守法，不搞歪门邪道，不给任何人作伪证。这是我所恪守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北京积水潭医院韦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