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资产阶级的评论看我国五年计划的重大意义——并略谈同帝国主义唱一个调子的人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外国资产阶级的评论看我国五年计划的重大意义
——并略谈同帝国主义唱一个调子的人们
杨耳
当李富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之后，许多外国资产阶级的通讯社和报纸就发出了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是造谣，有的是挑拨，有的表面上是轻蔑，但掩不住心里的慌张。
那些外国资产阶级通讯社、报纸反对我们的五年计划最毒辣的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手段，就是集中攻击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集中攻击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的政策，集中攻击我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方针，集中攻击我们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他们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实现五年计划，也就是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他们要从这些要害之处下手，企图挑拨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反对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在这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的通讯社，不管是“美国新闻处”、“国际新闻社”，或者是“美联社”、“合众社”，还有其它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通讯社，腔调都是一样的。
照这些老爷说来，我们重工业的投资太大了，我们也变成了帝国主义者的门徒，实行“压榨”劳动人民，也即所谓“牺牲消费者”了。他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中国大陆的农业经济经营得很不宽裕，饥馑的情况很普遍”。他们说，中国的粮食“输出太多了”。他们咒骂农业合作化政策，据“美国新闻处”马尼拉七月十七日电说，我们提倡农业合作化就是为了夺掉农民的土地。真奇怪，帝国主义者竟然站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来了！
看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特别是陈云同志的发言，就会知道这些谎言和谬论是如何的无耻了。陈云同志说得好：帝国主义分子“盼望我国出现粮荒；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仍然以自己的粮食正常地供应着全国人民”。
这些谎言特别容易使我们想到，在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也玩弄过同样这一套鬼把戏的。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一文中，曾经摘录了帝国主义分子这样的评论，例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纽约时报”评论道：“集体化事业已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已使俄罗斯濒于饥荒了。”一九三二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的“波兰报”评论道：“……苏维埃政府及其农村集体化政策，似已陷入绝境。”斯大林当时指出，这些“‘硬头’人物”是如“中古时代掘出的顽石一类的东西”，事实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事实是怎样，他们横竖是要反对我们的。
但是，这些“中古时代掘出的顽石一类的东西”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说他们在三十多年前还有一种狂妄的自信，可以嘲笑苏联的五年计划是“梦想”、“梦呓”、“乌托邦”，那末，时至今日，他们就不能不把腔调放软些，只是说我们的五年计划能否实现是“可怀疑的”，“说不定的”，“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云云了。对于顽石似的东西，这个变化能够算小吗？
我们这里再来看看外国资产阶级评论的另外的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承认我们计划的伟大。七月八日香港的“德臣西报”的“今日评论栏”里说我国“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内规定的发展计划只要一完成，就将为这个国家开辟一个新的和空前的纪元。”这个报纸还承认我们计划中的“这些数字不应认为是想像的虚构”。东京的英文日报“日本新闻”的社论，承认我们将有“巨大的发展”（泛亚社东京七月八日电）。法新社的七月七日电，承认我们的五年计划有可靠的财政基础。它在评论我们的预算时说：“这个国家的繁荣并不是人工造成的，不是建筑在通货膨胀上的。”他们称赞我们的五年计划是“抱有雄心的”，“雄心勃勃的”。
如果说这个“雄心”是指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雄心，那末这些话算是说对了。可是，“日本新闻”跟着还说：“警告是明显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对世界政治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句话的实际用意，无非是暗示说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就会向国外“侵略”。这不是白昼见鬼吗？
“日本新闻”的这一段话，也起了提示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的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的作用。我们五年计划的完成，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将会怎样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啊！它将给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带来多大的鼓舞啊！而且，如果因为中国人民实现了五年计划，那些战争贩子们和他们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都将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不是极好的事情吗？我们有些眼光短浅的人，对我们的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根本看不见，或看见了但估计很低，他们的政治敏感，比起这家资产阶级报纸编辑来，不是未免差得太远了吗？
第二个方面，表面上看来似乎和第一个方面正相反，那些帝国主义的论客们，对我们的五年计划，故意表示轻蔑，他们甚至想把它说得一文不值了。在这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七月八日的华语广播可以算是一个代表。它说中国在一九五七年生产四百万吨钢，“只不过是英国钢生产量的五分之一”罢了。它说，“中国在一九五七年工业发展的程度大概是跟英国、德国在一八九○年或者一九○○年所有的程度相等”罢了。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妄想降低我们五年计划的意义，让我们灰心丧气罢了。
可是，帝国主义者该倒霉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只愿看到我们工业发展的水平，但是不愿看到我们工业发展的速度。除了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之外，世界上曾经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么？现在且让他们轻蔑去吧，想用轻蔑来使我们丧气的企图，是永远也达不到的。难道我们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这个革命斗争是以把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们一齐赶出了中国为结束的，不也是一直在他们的轻蔑之中取得的吗？其实，想把五年计划说得一钱不值的手法，同样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慌张，因为，如果他们并不怕它，又何必如此关怀它呢？
我们除了可以从外国资产阶级的评论中看到帝国主义者们又惊又恨的心情，因而对我们五年计划的意义可以懂得更多一些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帝国主义者正通过各种方法，包括通过暗藏在我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散布他们的谬论。我们这里也有些不明真象的人，有些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的人，是可能被那些谬论、特别是被那些像是“保护农民利益”的论调弄乱了头脑的。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正在同帝国主义分子一唱一和了。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
对于唱出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调子的人，自然是要加以区别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由于不明真象，对于他们需要教育；有的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于他们的阴谋活动应该坚决制止，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有的却两者都不是，真象他们是明了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也是反对的，这就是说，他们还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在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却同帝国主义者有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根源于所谓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吧？这也就是值得这些人们深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