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劳工赔偿问题最终解决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综述

　　纳粹劳工赔偿问题最终解决
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纳粹劳工赔偿问题本是德国政府、经济界与前纳粹劳工之间的事情，但自1998年以来美国法院的介入使事情变得错综复杂。美国法院的介入，是基于它在受理当年受害的犹太人控告瑞士银行的先例。
　　1998年3月15日，纽约法庭受理了第一桩前纳粹劳工集体指控福特汽车公司德国科隆工厂的案件，此后，针对德国企业的控告陆续提交法庭。如果听任法庭判决，德国企业将面临在美国受到制裁和抵制的命运，因此，施罗德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出面，在与纳粹劳工的谈判中发挥调解作用，以求法庭外达成协议。1999年12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德国政府、纳粹受害者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原则协议，德国许诺由政府和经济界各出资一半，建立金额为100亿马克的赔偿基金。去年3月22日，德国通过法律，设立名为“回忆、责任与未来”的基金会，同年7月，德国议会两院批准了这项法律。美国政府的“大屠杀问题”特使宾丁纳格尔回忆当时的谈判说，这是他参加过的“最困难、最痛苦和最动感情的”谈判。他说，冷战时期只有两方，现在则面对代表各方不同利益、有不同要求的100多个代表团。
　　德国方面希望通过这个基金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战后遗留下来的所有赔偿要求，尤其要求获得今后永不再受美国法庭起诉的保障。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出现波折，致使对纳粹劳工和其他受害者的赔偿迟迟不能开始。
　　美国司法制度复杂，法官有极大自主权，政府不能指挥法官的行为。德国所要求的“法律保障”美国政府不能提供，而只能通过建议方式行事。去年6月12日，美国政府以《利益声明》的方式，建议美国法庭驳回受害者对德国企业的指控。这份声明认为，法庭受理这些案件将妨碍美国的外交利益。去年11月13日，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官威廉·巴斯勒接受政府建议，驳回了前纳粹劳工的46起控告。12月12日，纽约的联邦法官迈克尔·米凯西驳回了两起针对德国保险公司的控告。
　　但是，并非所有的联邦法官都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78岁的纽约地区联邦法官谢丽·沃尔·克拉姆女士（联邦法官终生任职）在今年3月7日拒绝驳回一起针对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控告，理由是，德国经济界尚未把允诺的资金全部交给基金会。3月13日，德国经济界答应将未交的14亿马克交入基金会。5月10日，她虽然驳回了一起针对德国银行的控告，但同时又留了尾巴，预示着将来仍可能再受理此案。她要求把涉及奥地利银行的赔偿包括在上述基金会的赔偿范围之内，如这项条件不满足，则“原告可以申请取消”该决定。这样一来，克拉姆一下子成为中心人物。德国经济界代表认为，她的决定意味着德国企业所要求的永远免受控告的“法律保障”仍没有实现，赔偿不能开始。克拉姆法官的态度甚至遭到犹太人世界大会主席辛格尔的激烈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银行和其他纳粹受害者的律师只好转向纽约上诉法院，要求其干预克拉姆女士的决定。这种法律战如果循常规打起来，将意味着无穷无尽地耗费时间，也意味着受害纳粹劳工得到赔偿的日子遥遥无期。考虑到受害者们都已高龄，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纽约上诉法院受理了这项申请。5月17日，纽约上诉法院要求克拉姆“无条件”驳回任何可能继续出现的指控，批评她为了特定原告的特殊利益而拖延赔偿的开始。按照美国的法律程序，除非进一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否则必须接受这一裁决。克拉姆做出了让步。纽约上诉法院的判决最终为赔偿扫除了障碍。
　　参加德国经济界这次赔偿行动的企业共有6300个。在总计100亿马克的基金中，10亿用于赔偿纳粹受害者的财产损失，例如被没收的存款；7亿用于“未来基金”，即资助青年交流与教育等活动；2亿为包括律师费在内的管理费；剩余的81亿直接支付给现已高龄的前纳粹劳工。至此，德国战后支付的各类赔偿总金额高达1400亿马克。
　　对纳粹劳工给予赔偿，是德国战后在清算纳粹罪行的过程中遗留的最后一个问题。二战中许多被劫掠到德国或德国占领区的劳工没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正如波兰总理布泽克所说：“这是我们早就等待的一天。”应该说，当年纳粹劳工所遭受的痛苦是用金钱难以补偿的，赔偿的数额也不能算多，更多地具有象征和解、着眼未来的意义。对于德国来说，反思纳粹罪行的道德义务并未结束，也不能结束。（下）（本报柏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