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世纪的思索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北京：新世纪的思索
本报记者李舫邵建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前夕，传来了北京市四环路全线贯通的喜讯。这不仅仅是一条道路开通，也不仅仅是北京交通状况的改善，而是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现代化功能的扩大与人居环境走向生态均衡状态的提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余年里，北京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强化城市现代化功能的同时，人文环境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令人关注，古都风貌的研究与传承也越来越令人关注。
　　老课题与新思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方案，有人提出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发展；而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则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即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后者强调，北京旧城建都八百余年，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结晶，是世界都市计划的杰作，不应该破坏旧城的空间布局。如果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间，极庞大可观”，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面积至少要大于旧日的皇城，在城垣以内不可能找出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如将新中心放在旧城，必然增加全市性的问题，另立新区合乎布置原则。
建筑学由单纯的空间感受、包括建筑美学的探讨已扩大至对整个城市的研究，以及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北京城的建设也在沿着这一轨迹前进，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体现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形成过程中。从1953年第一次上报中央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至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次上报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如何确定北京的性质，是大家最终取得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之一。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确定的新中国旧城改造的第一个目标是：对城市性质的改造——将北京从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城市，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按照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首都。到1993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才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此间，历时整整四十年。
认识虽然逐渐清晰，但实践起来则更为艰难。特别是在我们摸索、认识的四十年间，北京已急剧膨胀，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前提下，协调保持世界著名古都特色与建设现代国际城市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造北京、建设一个按理想蓝图描绘出来的社会主义首都要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本来，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北京有着特色极为鲜明的政治历史文化风貌，但现在这些已有些零乱，有些甚至黯然失色；本来，作为一个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的大国的首都，政治文化概念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城市建筑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内涵却在被渐渐冲淡。一方面，大量的具有传统特色和地区风貌的四合院和胡同在被连街成片拆除，一幢又一幢商业办公大楼则匆忙“抢滩”；一方面经济色彩越来越浓厚，却找不到可以承办“APEC（亚太经合组织）”、“财富论坛”之类以高层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的超大型场所。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北京作为走向世界的一个大国的首都，它也必然有一种与世界政治文化交流、沟通、融汇的功能需求。北京，仍然面临着如何保持历史文化风貌、突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特色的城市建设课题。
多中心与COD
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中相继形成或正在形成中央商务区（CBD）、中央生活区（CLD）、中央信息区（CID），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北京为适应向国际化都市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的新功能。但中央公务区（COD）出现的滞后却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不相适应，需要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进行有意识的布局和引导。这里所说的公务，并不仅指国家的政务活动，更意味着包含官方与民间两个层次，容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交往来、社会活动。
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梁思成的主张是要协调将要出现的新行政区和原有的老城区的关系，保护古都的风貌不受破坏；从更抽象的层面上讲，梁思成所考虑的涉及到城市的新兴功能与原有功能之间的关系。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即是诞生新的功能，城市功能向着多元化、复合化方向发展。
城市多中心格局是一个有着成功实践的协调城市功能多元化、复合化的思路。确定北京的多中心发展格局首先要澄清“城市中心”这个概念。城市的中心和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变。随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受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城市规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中心的位置和数量也可能不断变化。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减弱单一中心聚焦带来的恶果，不再局限于单一中心的城市形态，而是向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巴黎、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都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现了在区域内进行功能分工和协调的城市群（或称城市连绵带）。东京、汉城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首都为了减少城市功能向中心区聚焦导致的拥挤局面，目前也在积极研究向外分散城市功能的对策。东京准备将部分首都的职能转移出去，汉城则准备在老城外建设与老城中心规模相当的新中心。
五十年代末，北京曾确定“分散集团式”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实，因此未能实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分散也缺乏强度，结果出现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的低效益蔓延，城市的人文空间、集团间的绿地逐渐被吞噬。面对北京的发展现状，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提出：北京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这个问题就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
在近年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中，亚运村和中关村是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优秀典范。今天的成功范例，更使我们敬重梁思成的远见卓识。这也就是“梁陈方案”被学界再度重视的原因。
区域与均衡
“梁陈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区域规划。著名城市规划学家L·芒福德说过：“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专家们指出，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应该从区域规划角度来审视和制定其发展蓝图，从而谋求北京全面协调的发展。
说到区域概念，我们就会看到亚运村和中关村的建设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典范的另一层含义，即有效带动了北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东部、北部已经形成区域发展规模的同时，西部和南部相对来说却显得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布局。所以我们说，“梁陈方案”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梁思成所格外看重的昔日北京的城市风貌，体现在那些富有文化风格的古老建筑上，体现在这些建筑之间为表达某种理念而构成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为展现帝王之气而精心安排的北京城的布局上。北京旧城是一种严格而又精巧的均衡布局，而均衡布局是中国建筑文化中用以体现皇皇大气的一种重要理念。在点和面的关系上，表现为突出城市中轴线；在区域关系上，表现为北城南市、东富西贵。但目前的北京已失去了往日均衡发展的布局，东部、北部的快速发展，西部、南部的相对滞后，造成城市重心偏移。从局部讲，弱化了天安门地区的中心地位；从整体讲，弱化了北京的皇皇大气。实际上，北京市提出将十里长安街延长、扩展，就包含有改变这一失衡现象的含义。而要使北京实现均衡发展，还要结合复合功能、多中心格局、区域规划，将文章做足。
之所以要结合多中心格局、区域规划，是因为北京要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就不可能泥古不化地固守单一中心，而要考虑根据不同的区域，分布不同的城市功能，建立新的区域轴线，形成多点中心。北京应以政治文化为城市建筑文化的核心，而长安街是北京政治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建筑体现。北京城的重心失衡，从相当意义上讲，是长安街失衡，因而有必要先行考虑恢复长安街的均衡作用，保持天安门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北京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五易其稿，但有几个基本思路是在这五个总体规划方案中贯穿始终的，其中之一就是西郊地区主要布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梁思成的方案虽然未获实施，但梁思成的远见却影响至今。虽然今天的中央公务区的含义已超出了行政区的概念，但其中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新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也许就是重新认识并发扬光大梁思成的设想。（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