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习和研究祖国的医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认真学习和研究祖国的医学
　　鲁之俊
王斌一笔抹煞中医学术，说它是“封建医学”，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过许多卓越的医学家、如扁鹊、华陀、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焘、孟诜、钱乙、陈自明、李时珍、吴又可、王清任等等，在这些医学家里面，包括了解剖、病理、诊断、药物、营养、内科、外科、妇科、小儿、针灸等科专家。他们的著作浩如烟海，只北京一地就已收集了一千八百多种，三万册以上。这都是我们祖先的劳动结晶，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著作证明，许多医学上的发现以我国为最早，如种痘发源于我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将人痘改为牛痘。糖尿、结核等病的记载我国则早于西欧千年以上。化学制药（即炼丹），也以我国最早。在这些著作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至今还是科学家研究药物疗法的重要参考书。这许多宝贵遗产，并没有被我国广大的科学家尤其是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西医所重视。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下面这个因素不能不是重要的：我们西医，一部分知识是从学校学得的，一部分知识是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而在旧社会，无论在学校和医疗单位中，由于资产阶级奴化思想和宗派主义的影响，祖国的医学历史不被重视，甚至往往被歪曲（医学校里面大多讲授西欧医学史）。因此，人们只知盲目地否定中医，说它“不科学”“落后”等等；而不了解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是依靠中医来保健的，现在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乡村居民靠中医中药治病。中医的疗效是显著的，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方法尚难以治疗的疾病，也往往给有经验的中医治好了。所以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有很大的实用和研究价值。我们应该整理和发扬其中合理的部分，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至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的输入中国，只是近百年来的事。它对人民保健事业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和中国医学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当能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我国一些科学家研究了“本草纲目”中所载的少数药品，证实了它的疗效的巨大。如不少人所知道的，常山可以治疟疾，白头翁、鸦胆子治痢疾，当归可以调经，益母草治子宫出血，槟榔、雷丸、使君子、苦楝皮等可驱除肠寄生虫，贝母止咳，柴胡遏热，延胡索止痛，杜仲降血压，而人参则是极有效的强壮剂。针灸是中国所特有的疗法，它不仅对许多疾病有显著的疗效，而且简便、经济，在人民中有极大的信誉。近年来的经验证明，针灸可以解决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许多疾病问题。据最近北京儿童医院报告，针灸疗法对小儿麻痹、腹泻等症有很好的疗效，对扁桃腺等喉症也有极高的治疗效果；把它应用到妇产科，可以调治月经。内蒙古自治区的报告证明，针灸疗法对风湿症、消化系疾病，效果也极良好。如果能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一定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东西。在北京工作的重庆痔瘘小组，一年多以来治疗了数百名痔疮和肛瘘患者。他们应用改进了的中医治疗方法，患者在肉体上很少感到痛苦，也不致引起失血的现象。就是在炎症期间也可以进行治疗；贫血或年老或有肺结核的痔瘘患者，也可以用此法治疗，不会引起肛门狭窄或失禁等后遗症。因此，这个方法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痔瘘疗法。唐山疗养所对气功疗法（近似睡眠疗法，但不用药。病人在医生指导下安静坐卧，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脑皮质因得到休息而逐渐恢复神经功能。这种医病健身的方法，以往被道家利用，故为人民误认为是迷信）进行了实验，初步证明效果很好。参加实验的有七十多名难治的病人，他们都患有常见的慢性疾患，如胃下垂，胃或十二指肠溃疡，以及长期失眠、头痛、遗精等症。治疗前经西医检查，确定诊断，愈后并作了复查。石家庄去年乙型脑炎流行（经科学诊断无疑），请中医参加治疗，使病死率降低（特别是脑炎的后遗症，中医的疗效更是显著）。上面的这些事实虽然只是中医学术的一部分，但已充分证明中医有着极有价值的内容，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煞的事实。因此王斌否定中医的价值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只有更暴露他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自然，祖国医学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它偏重于经验，有的论述得不够完善，也解释得不透彻，这要求我们来加以整理，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说明，并发展和提高它。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们既然知道了祖国医学的成就是那样光辉，疗效又是那样显著，就应该努力学习和研究它。为了有成效地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遗产，首先须要把学习的目的明确起来。我们学习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祖国文化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更好地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要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这是中央早就指示过的。掌握了一定的现代医学理论、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只要对中医学术有了认识，能够虚心诚恳地向中医学习，经过长期的中西医合作，就一定能够作出成绩。以前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并在整理中医学术方面曾经做了一些工作；中医也曾用新方法研究了中医学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里，往往发生这种现象：有的把中医学术看作“古董”，认为中医学术只是历史陈迹了，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有的从兴趣出发，希望从里边发现奇迹，以便名利双收；甚至有些人如余云岫，则是为了攻击中医而研究中医的。虽然他对中医学术进行了几十年的所谓研究，并写过“医学革命论”等书，但是内容都是片面地强调中医的缺点，宣传中医落后、不科学等否定中医的思想，对于发扬医学遗产不但毫无贡献，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这些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术的目的，都是不正确的。而这些人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从最近中医进医院工作的情况来看，有些西医表面上表示愿意向中医学习，实际上是各搞各的一套；有的为了应付病人，把某些复杂的甚至无望的病症推给中医来治（自然对有些疑难病症实行会诊是应该的）；有的故意刁难中医；有些单位请了中医，并设了中医诊疗科室，行政领导人员以为“任务完了”，没有指定专人去领导。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必须及早纠正。
如何学习和研究中医，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以为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学中医书籍。但书太多，有不少是重复或相近的。最好首先选择几种基本的著作进行钻研，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不过这些书的文字不易读懂，可以请中医来讲解。但有时讲的人也很难把它通俗化，我们必须耐心地听下去，联系临床实际加以思索。也可以参阅某些有注释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有些中医整理过的作品。为了便于西医学习中医，有人要求把病名统一起来。这固然是好事，但一时是办不到的。因为某些病名中西医虽相同，但含意往往各异，如中医“伤寒论”包括了多种的热性病，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西医的“肠伤寒”（或是肠热症），那便风马牛不相及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能用西医的诊断病名来硬套。中西医之间的共同语言（术语），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近来各地中医杂志在这方面曾作了某些研究，可以供大家参考。如果想学习中医的某一专科，那除了学习一般的中医书籍以外，还可以在中医专科书籍上去用功夫。但是更重要的是临床实践，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具体做法，可以在中医指导下有重点地进行临床学习。由中西医合作给病人进行检查治疗（认真作诊断、观察和记录），待治愈后，共同总结治疗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样才能逐步提高中医。重庆痔瘘小组、唐山气功小组，石家庄脑炎治疗组等，已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使中西医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做到真诚合作，取长补短，创造能反映我国人民劳动，反映我国地理、气候、医药等等特点的新的中国医学，以更好地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
至于中药的研究，多年来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已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可是在研究方法上是有缺点的。有些人片面地强调化学分析，认为必须先从中药里边提取有效成分，再经过动物药理试验，然后才能把它应用到临床上去。事实证明，单纯用分析化验的简单方法来判断中药的有无价值，是过于轻率的。例如，以前有人用化验分析方法研究人参，结果只发现有些配糖体，仅能起到健胃或不重要的营养作用，不予重视。但据近年苏联和我国学者的研究，初步肯定了人参的作用：服用少量的人参能兴奋大脑皮质，服用大量的人参可起抑制作用。这说明人参对于神经功能症是有良好疗效的。中药的成分是植物有机体居多，一味药就非常复杂。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要很好地从中药中提炼出成分，而不降低其疗效（当然应尽可能地提高其疗效）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因为，提取出来的成分往往不能代表原植物药，有时可能具有相反的作用（有效物质在提炼过程中被破坏了，而提取到的往往是无效成分）。何况中医用药又是复方使用法。这样说来，是不是要反对化验分析呢？不，我们不反对作化学分析、动物实验等；但是由于在科学方法上还有缺点，而中药的剂量又是经多年实践检证了的；因此目前尚不能只靠这些方法来判断中药的疗效，而应当结合中医用药的特点和临床经验来研究。我们必须请中医和对泡制中药有经验的人参加研究，用临床疗效同化验进行对照分析，以正确地衡量中药的价值。
在学习中医政策过程中，有些人提出：到底哪些人学中医？学了以后是否要运用？西医学了中医，究竟算中医还是算西医？我认为西医的责任是重大的，必须积极地学习中医。一个西医如果懂得了中医，他便多得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没有疑问，中医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因为中医的水平很不一致，真正具有中国医学素养的人还不是很多的。有条件的中医，还应当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以便能更好地帮助西医进行学习，或整理中医学术。各级卫生行政领导人员，也应该学习中医学术，以便正确地掌握中医政策。
学习自然是为了使用。至于在名义上称什么，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
最后，还需要谈一下学习、研究祖国医学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统一性问题。苏联医学是在继承和发扬自己祖国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吸收了苏联各民族的医学精华。巴甫洛夫学说继承了卓越的医学科学家包特金、谢巧诺夫等人的神经论和大脑反射理论学说，成为现时苏联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近年来苏联在医学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和诊疗方法，不断传入我国，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得益极多。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思想。例如，针灸疗法是中国行之已久并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治疗方法，但是在理论上还不能给予清楚的解说，如果我们能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神经病理论，结合临床进行研究，一定能从理论上充实针灸疗法的内容。中医治病，在许多情况下都注意增强人体的抗力，改善机体的条件，并按不同对象、疾病的不同表现，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收到治疗效果。有人说，针灸既无杀疟剂，那能治疟？中医既不了解细菌，怎能治传染病？不错，有不少疾病是由细菌原虫等引起的，这是近代医学的伟大发现；但是疾病的发生可能性还有另一面，即身体抵抗的一面。事实证明，在健康者的身上常有不少的致病菌
（如呼吸道中的肺炎菌等），但它并没有经常引起疾病。许多药物不能直接作用于细菌原虫，如奎宁不能直接杀死疟原虫，“九一四”不能直接杀死梅毒螺旋体，磺氨剂不能直接杀菌，必须经人体的生物化学作用，特别是神经系统的作用，才能有效。因此治疗疾病时，只要某些疗法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过程，打扰其因果交替的恶性上升环节，就能帮助病体逐渐恢复健康。单纯地强调“特效药”是不妥当的。近来有些中医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之后用它来解释祖国医学，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有不少人出来反对，似乎中医是没有资格这样作的。这是不对的。如果有解释得不够妥善的地方，可展开学术争论。
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遗产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全国卫生工作者，在批判王斌的错误思想以后，只要能真诚合作，相互学习，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