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民族的希望——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肩负民族的希望
——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纪实
本报记者杨健
二○○○年的中国科学院，兴奋和紧张的气氛触手可及：一九九八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进展如何，需要接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考试。
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汇报之后，高度评价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目标明确，思路对头，举措有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江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战略。”
九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中国科学院考察，充分肯定整个试点工作的成绩，“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意义深远”。他说，科技实力和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增强科技实力，首先要把基础研究搞上去。此前，李岚清副总理也多次考察中国科学院，全面了解和部署试点工作的推进和深化情况。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南海。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正式听取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朱镕基同志宣布：中国科学院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二○○一年起将进入新的阶段。
跨世纪的决策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新世纪全面推进的伟大号召。作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如何跨世纪？如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科技保证？如何为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几万名科技工作者开始了历史性的思考。
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中国科学院拥有辉煌的昨天。建院以来，三代科技工作者对新中国的贡献，早已与“两弹一星”等科技成就一起，成为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科学家最讲实事求是。中科院党组冷静地分析中国科学院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中国科学院面临的全球性竞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对于跨世纪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他们看来，康乾以降，正是由于中国失掉了西方近代以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的机遇，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才失掉一个本应精彩的开篇。如今，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中国决不能再失掉机遇了。
经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经过对全球科技经济态势特别是刚刚露出冰山一角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复研讨，中国科学院郑重地起草关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鲜明地提出：我国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单纯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向国家创新体系转移，从工业化向工业化和知识化协调发展转移，建议立即开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起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一九九八年春节期间，江泽民同志多次阅读了这份报告。二月四日，正是虎年的立春，江泽民同志笔走龙蛇，豪气满纸：“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批示精神，李岚清、温家宝同志多次与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磋商，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战略构想，一九九八年六月九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试点方案”。
　　作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将从1998年至2010年分三个阶段完成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到2010年前后，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国际前沿、具有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形成和保持强大的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加速最新科技知识的传播，全面推进知识和技术转移，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技咨询，建设和保持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队伍，不断加强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建设，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
　　正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瞻远瞩，才有整个试点方案的高屋建瓴。一场抢占21世纪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新的战役正式打响。综观全局，中国科学院率先推进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不是孤军挺进的一枚棋子，而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谋势之着、点睛之笔。
　　聚变与阵痛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奋力追赶的一百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设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学科在内的“格致学”课程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设立，从1956年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到改革开放中国科学技术与国际的逐步接轨，中国科技工作者把与西方的差距从300年缩小到了二三十年，在近代科技领域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追赶是困难的，但对追赶的方式进行改革，也许比追赶本身还要困难。“有所为”是挑战，“有所不为”同样是挑战。
　　中国科学院担起了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重担，也就承载起改革和创业的双重责任。
　　走在北京中关村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之间，那蜿蜒不绝、重重叠叠的围墙给我们留下难以说清的印象。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生长起来的研究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相互封闭、力量分隔的体系。封闭与科学格格不入，分散、分隔与学科交叉合作创新无法衔接。
　　“一旦进入这些研究单位，人们便一直工作到退休。研究小组一经成立，课题一经确立，研究工作便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灵活性和相应的调整来适应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科学发展异常迅速，而我们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却难以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面对《科学》杂志的主编鲁宾斯坦，路甬祥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
　　试点工作的第一场硬仗就是重新调整学科布局，凝炼和提升科技创新目标。200多位科学家、战略专家和管理专家经过上千人次的调研和讨论，以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为导向，确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人口与健康、能源等9大重要发展领域和新的基础学科布局。在此基础上，按照“具备相对一致的战略目标、减少低水平重复布局、鼓励交叉综合、具有适当集中的园区和易于共享的支撑条件”等原则，大规模调整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将数十个研究所整合为十大创新基地。创新试点单位的学科方向从329个缩减至202个，课题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
　　组织结构调整的本质是科技人事制度的深层次改革。中国科学院要求依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择优，动态更新”的原则，在1998年至2000年的3年内稳定支持科研人员1万人，引导分流1万人，退休安置1万人，将6.8万名在职固定编制职工逐步消减至3万人，同时将流动人员的规模扩大至3万人，使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的比例达到1∶1。
　　依据这种模式，大约只有1／3的现有人员可以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获得相对高强度的经费支持。岗位、职务甚至职称的终身制被彻底打破了。在率先开展试点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原有的160名研究员、95名博士生导师和13名院士中，只有60人被聘为研究员。
　　两年多来，共有近万名科技人员进入试点，其中45岁以下的占60％，科研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显著改变，一支跨世纪的创新科研队伍基本形成。
　　不拘一格用人才
　　从中关村南一条一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阳台上望去，几百米开外，就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大楼。
　　就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乐为该院的调整辗转难眠的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宣布，斥资8000万美元，招纳100名顶尖华人计算机专家。英特尔、朗讯等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步其后尘，与中国科学院“门”对“门”地打响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要吸引人才，就要提高对人才的支持力度。中国科学院实施的旨在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的“百人计划”，承诺对每位入选者3年内提供200万元经费。这两项计划两年来共为科学院招致了210名了解世界科技最新进展、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的知识英才。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通过扩大研究生招生，建立访问学者制度，扩大了高水平的流动研究队伍。目前，创新基地的流动人员已达到7300人，几乎与固定人员的数量相等，大大增强了科技创新活力。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杜强博士1999年应聘加盟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担任“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大规模科学计算研究”首席科学家，体现出科技帅才的大家风范；薛其坤博士应聘物理所，出任凝聚态物理中心的研究组组长，在半导体薄膜材料等领域建树颇丰；王飞跃教授回国不到一年，就在自动化所成立了智能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心，显示了良好的科研、开发综合能力；祝宁华、裴钢、范更华……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名字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联系在一起，与中科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记者见到了法国女博士蒲林特。这里的高学术水平和研究条件深深吸引了她。作为主动前来谋职的外国科学家，蒲林特表示“打算在这里工作三年五年，甚至一辈子”。事实上，要求到这里工作不只是一位法国科学家。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科院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引发了近代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以来的第三次人才回国潮。一大批年轻的“洋博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世纪之交唱出一支动人的“归去来兮”。
　　在自然科学史专家董光璧看来，20世纪初期，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子将近代科学技术移植到中国，初步奠定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政治制度，缺乏工业基础和先进的实验研究条件，科学技术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在这些科学的前沿领域作出贡献的，大多是那些有机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随着新世纪的临近，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如路甬祥院士所说：“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自主创新的阶段，近代以来重大科学发现没有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历史将很快结束。”
　　实施知识创新工作试点以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水平显著提高：
在基础研究方面，纳米科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使我国在“超级纤维”碳纳米管的研究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国家水稻基因中心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谱后，启动了水稻第四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目前仍在国际上保持相对优势。
　　在战略高技术创新方面，中科院参与了神州号载人航天飞船许多关键材料、部件和应用系统的研制工作。研制的“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红外辐射计和空间监测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空间有效载荷技术、红外焦平面技术、氧碘激光器、强激光跟踪发射器等国防战略高技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方面，新疆棉花可持续优质高产技术集成示范工程研究取得重大成功，产量达世界最高水平。中科院选育的抗病、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小偃54号”蛋白质含量达到国际一级优质小麦标准，进入了大面积示范阶段。在圆满完成1％人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的基础上，中科院正在把重点放在基因作用机理的研究方面，这将对药物开发起到重要作用。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唱着这首歌迎来新中国的日出。新世纪的春天，我们年轻的科技队伍正以同样的豪迈情怀，以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以自己丝毫不输于国际同行的创新勇气和创新智慧，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