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费：难解的多元方程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一周视线

　　本期关注大学经费的筹措与分配
　　大学经费问题，是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近年来，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召开哪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论坛，校长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经费。因为绕开这个话题，对高等教育的讨论便是不完整的。请看本报记者在日前闭幕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就这一专题发回的报道——
　　大学经费：难解的多元方程
本报记者 温红彦
几天前，在教育部主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关于大学经费的筹措和分配，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外校长坦诚的沟通、细致的分析，为我们列出了一道高难的“多元方程”：在经费筹措上，校长们各有取财之道，也各有酸甜苦辣；在资金分配上，又是“最易引起争端，最难摆平”。
　　不同的方程同样的难解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情形是经费“处于世界性危机之中”。虽然各个国家的体制不同，但全球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使得经费成为中外大学校长的共同难题。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教授甚至将经费列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首要条件。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给大学提供了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结束了它躺在国家怀抱中完全靠拨款过日子的历史。对于中国大学校长来说，从上任的那天起，经费问题就如影随形地成为工作中最伤脑筋的一部分。
　　如何筹措经费？在近百位中外大学校长中，恐怕要数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最解个中况味。
　　当记者问及募捐这个问题时，陆登庭教授坦言，募捐不容易，要把它当作事业来做。在这项事业的长河中，他从不放过每一个可资开发的细流。听说美国西海岸有一位老妪有意捐献遗产，他便乘飞机赶往老人的住所游说，以后的日子里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健康，最终，老人把遗产捐给了哈佛。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他从1991年至200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10年间，共为学校募集了100亿美元。他说：“当然，哈佛募捐主要有赖于校友会。哈佛拥有分布在100多个国家的30万名校友会成员，还有300多个专业筹资小组在世界各地为哈佛筹资。”
　　在国际上，大学争取社会捐助已成为传统，许多大学都像哈佛一样，有自己的募捐机构。校董会的主要作用也是筹资，纽约大学选择校董会成员的原则是：“捐钱，找钱，否则请便。”
　　而在我国一些大学领导者的观念里，募捐还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这与我国高等教育从古到今基本上是“学在官府”有关。因此，我国募捐要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还需要观念上的改变、制度上的保证。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校长吴家玮认为，我们有“乐善好施”的美德，也有“施恩图报”的传统。但如果单靠捐款者的高尚动机，是无法最终走向制度化的。国家要制定相应的减免税收的政策，并创立募捐机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让捐款人名利双收。
　　募捐不是方程的唯一解
　　众所周知，我国是以公立院校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经费来源主要还是国家各项拨款，但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前提下，如果经费的“瓶颈”不能突破，我们的大学无论创建世界一流还是走向大众化，都将十分艰难。
　　国内的大学校长认为，除了积极吸引私人捐助，还要开拓更多的经费筹措渠道。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教授对记者说：“找钱不是校长额外的负担，而是分内的工作。过去我们的本事是向政府要钱，现在我们要学会到市场上去找钱。”
　　大学是发明的场所，是知识创造的中心。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许多大学已经学会了用知识换取报酬，将科技发明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如今专利转让不仅成为大学与企业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成为大学经济收入的一个亮点。大学也可以用发明开发产品，或建立公司，直接走向市场去创收。在这些方面，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作出了表率。
　　在经费来源上，各国大学校长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互相取经，也是此次论坛的题中应有之义。外国校长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两点是值得他们学习的：在世界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的情形下，中国反而加大投入；虽然加大了投入，中国的高水平大学经费大概也只相当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零头，但中国一些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资金分配是方程最难的解
　　用吴家玮校长的话说，经费如何分配是“最易引起争端，最难摆平的事”。
　　当家才知柴米贵。中方校长最想了解的是外国大学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和管理状况。在小组讨论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陈乃芳教授等几位中方校长问陆登庭教授，哈佛下属各学院从社会渠道争取的研究经费，有多少比例交给学校统一支配？陆登庭介绍说，在研究经费方面，不同学院的直接和间接办学成本不同，交给学校的管理费也不同，最高达70％，最低只有10％。就像政府征税一样，学校收上来的钱，大多数都以各种方式返回到各个院系，只有少量花在学校的整体事务上。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投入很重要，但这笔钱如何分配更重要，如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说，他们是把钱集中用在建设一流学科上，将“211工程”等科研上的几股力量整合起来，共建“理化科学中心”。初创阶段，有的教师指责这是“一种类似炒股的学术路线”。如今中心已攻克了许多世界难题，大家也统一了思想：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选准突破口，集中人力财力，在重点领域有所突破。
　　打好“成本与效益”的算盘，是校长们必修的功课。“要拿有限的钱做最有效的事情，”吴启迪校长说：“同济的土木工程等学科很强，我们首先得保证这些学科。另外我们地处上海，必须加大对汽车专业的投入，积极为地方经济服务。”陈乃芳校长的算盘是：从成本效益来看，北外投入非常大，要开32种外国语，又要小班授课，要挣钱不容易，就通过开展项目找钱，如阿拉伯语大楼，就是阿联酋的国王和王储捐助150万美元建起的。
　　在这个论坛上，我们恪守的“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暂时被搁置一边。中外大学校长们达成的共识是：钱很重要，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支付得起高等教育暴涨的经费，大学必须寻求多元化的经费来源，并加以有效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