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的精神魅力 [复制链接]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序跋选

　　张光直的精神魅力
张光直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走后，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可是没有见过他的人呢，他们除了读张先生的书，要想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编了这本纪念集，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彰显他的业绩，让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摞书，张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有件事也许应该特别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吴襄”为笔名（此名恐怕是“无乡”的谐音，正像他母亲易名“心乡”，是个寄托乡愁的名字），在《秋水》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从角色类型讲，我们都很熟悉，但和张先生的记忆对比，反差太强烈。这些故事，有些就是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当真人真事讲，其实是属于历史性的东西。张先生笔下的人物，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真诚、有理想，舍身忘我。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好像很惨，至少是命途多舛，让这个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湾蹲过监狱的他，有一种不知家在何处的悲凉。
　　第三篇小说的结尾，“老张”递给主人公“我”的杂志上，那个《万世师表》剧中对旅美学人提出的问题令人震动：
将来若是你们的孙子孙女——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问你说：爷爷，你在中国最艰苦的时候，给中国干了些什么事呢？请问你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让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主人公“发怔半天，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读到这里，不禁又会想起，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他是受了五十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讨“人之所以为人”，但五十年代以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还在思考他的问题。
　　他既预言过“社会科学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也批评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的家。
　　（张光直先生去世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了纪念文集《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这一文集不久前出版，本文为编者“写在前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