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送冷西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挥泪送冷西
穆青
　　6月16日深夜，突然得知吴冷西去世的消息，内心十分震惊和悲痛。当时我真想立即赶到他家里，可夜已经很深了，我实在不忍心打扰正在悲痛中的他的亲属。
　　窗外是黑沉沉的夜色，我怀着纷繁杂乱的思绪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和聪明、振中同志一起来到冷西家中。虽然他们事先就劝我不要过度悲伤，但面对那匆匆布起的灵堂，见到冷西夫人肖岩同志，我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当肖岩告诉我，冷西在去世前一天还和她闲聊起我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满眶泪水，失声地悲泣。
　　我和吴冷西同志相处长达60年，他既是我的领导，更是知心的战友。多少年来，他给予我的兄长般的关怀、理解和支持，使我终生难忘。遗憾的是在他匆匆离去的时候，我竟未能最后再见他一面。
　　我最早认识冷西同志，是在1942年。当时我们同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他任新闻部编辑，我在通采部当记者，办公室仅隔着一个窑洞。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冷西同志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好编辑、好干部。他一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精神，不仅为领导所器重，更受到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尊敬。所以，当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界选举劳模时，他即被报社同志一致推举为中直机关的劳动模范，光荣地参加了边区的劳模大会。
　　抗战胜利后，我奉命调往东北，冷西一直留在总社。直到东北解放，我们才在北京见面。此时，他已肩负重任，担任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老友重逢，自然备感亲切，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那篇解放长春的通讯，写得很好，是我改了个题目亲手编发的。”当时，他知道我即将随军南下，更热情地鼓励我说：“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采访，希望你继续努力，报道好解放全国的最后一战。我相信你会干好的。”话虽简短，但语重心长，使我深受鼓舞。
　　1950年，我从前线回京，总社任命我为农村组组长，而冷西同志不久也接替陈克寒主持新华社的工作，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相处得十分融洽。1951年初冬，他带我和邓岗一起到上海，处理当时的华东总分社领导班子问题。没想到随后不久，他便找我谈话，要我去担任华东总分社的第一副社长，主持工作。对这一任命，我实在不敢接受，主要是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太不熟悉，担心情况复杂我应付不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但并没有向我讲很多道理，只是说：“去吧，你需要在这种环境里多加锻炼，经受摔打。”
　　后来，华东总分社撤销，我担任上海分社社长，在总社领导下，分社同志齐心协力，在组织报道和业务建设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引起了总社注意。1956年国内工作会议期间，冷西同志听了分社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派人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一时间，全社上下掀起了学习上海经验的热潮，这对我和分社同志都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1966年，有关焦裕禄的报道，应该说冷西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那时，他既是新华社社长，还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当我们采访回来向他汇报时，他很感动，决定让我先在社内作个报告，然后集中精力把稿子写好，再由人民日报配社论一同发表。稿子出来后，冷西同志曾多次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但在最后定稿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我们实在难以做主。这时，又是冷西同志带我找到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我们的观点，最后，由彭真同志拍板决定。所以说，在焦裕禄这篇报道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倾注了冷西同志的心血，更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面世。
　　最使我难忘的是“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全国混乱的局面刚有所好转之时，“四人帮”借机兴风作浪。江青亲自跑到大寨，在一次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大放厥词，说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江青的用意很明显，矛头是直指小平同志的。我们的记者对讲话作了记录，并反映到总社。当时我和朱穆之同志也是刚刚出来主持报道工作，看到这份材料，觉得问题很严重，新华社有责任向中央反映。但反映给谁，通过什么渠道反映，我们心里没底。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想起了老领导冷西同志。那时，他已调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乔木等同志一起协助小平同志工作。他了解情况后，考虑了两天，然后对我说，必须要让毛主席知道这份材料，建议由我和穆之同志以个人的名义通过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渠道来反映。我们听从了他的意见，最后通过当时跑外事口的李琴同志把材料转了上去。此事以后被“四人帮”发现，我和穆之、李琴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再次受到迫害，这就是新华社历史上所谓的“朱穆李”事件。可是谁又知道，当时在朱穆李的背后，还有一位为了全党的利益，敢于在关键时刻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支持我们的冷西同志呢。
　　冷西同志长期担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管理过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还当过记协主席，这种经历，在新闻界是少有的。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新闻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主政新华社期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条件相当艰苦，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最先提出新华社应成为“消息总汇”的建社方针，要求新华社记者必须具有“全国观点”。为了提高全社的政治业务水平，他带领大家开展“练笔运动”，大力倡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短短几年里，使新华社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50年代中期，在毛主席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的要求下，他更是殚精竭虑地加强对外宣传，扩大参考报道，千方百计地发展驻外分社，直到“文革”前夕，新华社的国外分社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个发展到50多个。这些，无疑都为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深深记得，1990年，我们建起新闻大厦的时候，曾邀请冷西同志前来视察，他看后，心情十分激动。当我送他上车时，他仍恋恋不舍地站在院子里，仰望着高耸的大厦，深情地对我说：“穆青啊，你说说，当年我们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想没想到过新华社还有今天？”此时，我从他湿润的眼眶里深深感受到，他对倾注过自己心血的新华社事业，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博学多才，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理论功底，曾参与起草过中央许多重要的文件和决议，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更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刻苦勤奋地笔耕不辍。近几年来，他的身体不好，体内一直装着心脏起搏器，几次濒临病危，仍争分夺秒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种“壮心不已”的拼命精神，实在催人泪下。
　　冷西同志的突然辞世，对于党的新闻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从此，新闻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个人更失去了一位六十年风雨同舟，难得的良师益友。每念及此，心头便涌起重重哀思。但斯人虽去，风范长存。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