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生路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找到生路了
丘北
我因为贪图钱财，瞎了眼睛，被蒋匪“大陆工作处”的特务拉进了火坑，参加了特务组织。现在我已经向政府自首，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我，还教育我，要我安心生产。为这件事，我感激得掉了几次眼泪。另方面，对于那些到处坑害人的蒋贼特务，我恨不得剥他们的皮。
我今年二十五岁，广东省惠阳县安墩珠湖乡人，家庭是贫农。十四岁我就出门给地主扛长活。干了四年，只挣个吃不饱饿不死。后来听说香港作工挣钱多，一九四九年我就到香港马鞍山大公窑行第六号厂当了一名矿工。所得工资除了穿衣吃饭，仍然没有节余。一九五三年我的弟弟丘关邻写信给我，一再劝我回家生产，说土地改革后我家分到房分到地，生活好转。他信里把通行证也寄来了。但是我欠缺路费，只好眼睁睁看着通行证过期作废。一九五三年七月，弟弟又寄来一张通行证，信上说：“这次再不回去，以后申请通行证就困难了。”我急得四处乱转，穷工人哪有钱借给我呢，只有干瞪眼。
这时，同乡丘谦、曹石连拉我饮茶，悄悄问我：“有一桩好差事你干不干？可以拿三千元港币，干好了每月还有两百元薪水。”他们上两月曾经邀我去台湾当兵，所以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好事。只是我急等钱用，一点办法没有，便答应了。他们抓得真紧，立刻要我找厂门口开铺子的“掌柜”李思咏谈话。李思咏首先要去了我的通行证，随着给我填表，又要去照片三张，又要我同两个北方人会面，给我“武装思想”，交代任务，说明这是“为国民党效忠”，回家以后是“作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烧毁桥梁、粮仓，发展组织；末了还要宣誓。我腾云驾雾地给他们折腾了几天，通行证又快到期了，我打听钱的事情，丘谦、曹石连告诉我说：“上级发了两百元，以后看你干得怎样再说”。三千元变成了两百元，这且不说；他们又七折八扣地除去“佣金”，临走时我根本没有见到钱。李思咏只拿出一只金戒指，丘谦拿出一支手表就算完事，共约折合港币五十元。我起程前，“北方人”又来车站上给我布置了一番任务。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我回到惠阳安墩珠湖乡家里。全家的人都欢天喜地，乡亲们也来看我。我看到乡里一切都底面翻了个滚：地主的威风看不见了，过去的穷哥们有的当了代表，有的当了组长。我那个成天淌鼻涕到处乱跑的弟弟丘关邻，现在当了民兵，入了青年团，村里乡里的大事情都有他的份。我真高兴，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啊！可是低头一想，我是什么人呢？我是特务，是人民的敌人，想到这里，我便恨不得死了算了。
弟弟和母亲带我到牛棚里看大水牛，到村后看
一大片水田，说这都是土地改革后分给我家的。又说，住的房子也是我们自己的了。弟弟要我回家来领导生产。我想，过去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今天有房有地又分到耕牛，这好处是谁给我们的呢？是共产党、毛主席。但是，我是什么人呢？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敌人！我真惭愧得要死。
有好几次，我都想跟弟弟谈谈我被骗参加特务组织的事情，总觉得难以出口。后来又想直接找乡干部谈，又怕被人民政府法办。以后便自己安慰自己：“只要不干特务的事，好好生产，把事情阴消过去算了。”就这样，我背上一个千斤重担，参加了乡里的生产。
在乡里，我在大会小会上都不敢讲话。别人讲话时，都好像是冲着我说的，我时常胆战心惊；又怕别人看出我有问题，更故作镇定。这日子太苦了，真不是人过的。
我常常痛苦万分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到底怎样结局呢？就这样隐瞒到底吗？如果被发觉了怎么办？参加特务组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不说人家说了怎么办？即使现在不被发觉，将来发觉了怎么办？就算有天大的侥幸，一辈子不被发觉，但是我的名字还在蒋匪特务机关的名单上，我到底算是共产党的人呢？还是蒋匪帮的人呢？就这样带着一个万恶的特务罪名进棺材吗？我常常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弄得寝食不安。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天旋地转的大事，陈佛林被紫金县人民政府法办了！布告贴到惠阳县来了。陈佛林是我同厂工人，同时从香港回来，我们同时在火车站接受特务机关最后交代的任务。天哪！我也只有这样一个结局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县公安局巫同志到我乡来开会，会上讲到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说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一切反革命分子，只有坦白自首才有出路。听了这次报告，我好几夜睡不着觉。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天刚亮，我实在别不下去了，便下定决心：“坦白了就是死，我也不管了。”我到乡人民委员会找到了巫同志，向他吞吞吐吐讲了我参加特务组织的经过。巫同志看我太紧张，顾虑很大，没有全部坦白，又对我详细讲解政策，要我彻底交代。我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才把我参加特务组织的全部经过情况交代清楚。
交代清楚以后，我的思想轻松了很多，我准备接受人民政府的任何处分。后来人民政府不但没有处分我，还鼓励我好好生产，要我将功赎罪。
这半年来，我们的生产搞得不错，获得了丰收，我家除去一切开销，收获了一千五百斤粮食，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但是这还不够得很，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搞好生产。　（巫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