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的缅想和“乡土”的重建——近年农村小说创作的观察与思考 [复制链接]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圣地”的缅想和“乡土”的重建
——近年农村小说创作的观察与思考
张学昕
　　回望新文学农村小说的历史，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一代开创乡土文学的“启蒙叙述”，到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的“民间叙述”“田园牧歌式”写作，直到五六十年代柳青、梁斌等对时代的“宏大叙事”，以及80年代农村变革小说，毫不夸张地说，农村小说创作始终是文学表现时代生活的“圣地”和“宝库”，它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成为不同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主流。《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三里湾》、《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古船》、《乡场上》、《厚土》、《浮躁》、《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这些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经典之作，让我们深刻地感到了文学的力量，读者在对这些当代经典文学的阅读中，不仅体味到小说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时代精神力量。
　　我们在缅想农村小说这块圣地辉煌的同时，也对当下农村小说创作怀有深深的忧虑。最为明显的现象是，90年代以来，农村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作品中能站得住的人物形象屈指可数，难成群像，小说文体所表现的现实生活世界缺乏哲理性的文化内在力量，也难以给人以进取的力量。表现亿万生存在广袤乡村空间人民生活的农村小说从昔日的豪迈走向了冷寂和萧疏。
　　是谁疏远了农村小说创作？是谁背弃了“乡村情感”？仔细梳理和思考农村小说，探究其遭到冷落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代、社会的原因。无论是50年代初还是80年代初，农村问题、农村变革都是全社会人们关注的焦点。农民的命运和荣辱就是农村社会乃至全民族兴衰的标志。作家表现农村生活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文学创造出了激动人心的氛围。而90年代初，社会发展的重心已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作家中的大多数青睐城市文化，对现代意识的向往，使他们纷纷去探索、表现城市的或文明或灰色空间。二是作家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外来文化的涌入，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的迷失与寻找，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进一步开放，使整个社会渐生心浮气躁的心态。作家自然也难以免俗地带着浮躁的心态，更多地走向城市，迷恋对城市的表达。即使那些曾擅写农村小说的作家也很少有人像当年柳青、赵树理、路遥那样扎根生活，或站在时代的高度，评判、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发展、变化、陋习、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或是真切地表达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其进行伦理的、人性的审视。更多的作家恐怕是患了“生活贫血症”，在众声喧哗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世界中，很难平静下来，很难从容地面对生活，给自己做恰当的定位。另外，曾经被成功地运用以表现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90年代没有得到更好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制约着作家创造出农村小说的精品。三是文学批评的因素。文学批评偏重对“城市文学”、“女性文学”、“大众文化”的倾情，而将农村创作视为“丑小鸭”，对其少有建设性的引导或倡导，对于像农村小说、乡土文学这样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几经变幻，又存在微妙变化的深隐的形式，我们的批评大多是采取规避的态度，更难做出正面的倡导、反思或前瞻。
　　客观地讲，尽管当代文学在世纪末的发展中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但仍有许多作家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探索，做着真诚的乡村坚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时代，传统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并未有丝毫削弱，相反，在现实的、精神家园的叙述中体现出了作家更多的主体介入和情感担当。因此，近年农村小说也就呈现出较为开阔的多元的精神走向，虽然鲜有“重拳”出击且尚难形成声势，但毕竟作家仍试图摆脱心态上的浮躁，竭力走出文学审美表达的误区。或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人生、社会矛盾，对生活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表现农村世界的繁复和惊世骇俗，在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继续寻求创新；或以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理想，强化小说文体意识和功能，使小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方式整合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秩序、结构，使小说生发为人的生存本相的形而上概括。总的说，这些努力都是试图实现对当代农村小说创作的“新乡土文学”的重建。
　　作家侯钰鑫颇具艺术匠心也更见人物塑造功力、坚实而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长篇《好爹好娘》，描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太行山区的农村生活全貌，围绕经济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各种矛盾，展现这一历史时期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创造精神、人格和个性迥异的人物，凸现党、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历史主题。小说敢于触及当前生活最尖锐、最敏感、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了作家的政治理想和审美理想。近年还有作品从“家族视角”切入乡村政治，表现家族式畸形政治策略对社会发展的强烈干涉，以及家族观念在社会层面所表现出的远离当代特定道德规范的世俗化、人格化形态，其如何制约社会历史、农村发展现代化进程。很明显，这类小说是想通过家族史中人性的沉浮、世俗的政治演绎对历史、现实进行文化批判，使近年小说写作尤其农村、乡土题材中已渐趋消隐的现实批判精神，反讽和审视的叙事姿态开始重新回到小说创作中。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近期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中欣喜地看到，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刘玉栋的《芝麻开门》和《火化》，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陈继明的《青铜》中，呈现出了农村小说创作新的走势和新的景象。他们的创作姿态表现出对生活的审美价值理想更为开阔的视野，在表现当代农村社会的深层变迁、文化观念、经济环境与人物内在精神裂变时，显得更加从容，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这些小说在对当代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进行艺术表达时，没有过多地做“变形”或“夸张”、“隐喻”性处理，叙述得平和、平易、平实，既不张扬，也不虚无和感伤。这些年轻作家采取的是更清楚更明智也更现代的写作方式；对自己由于“近距离”审视而不能深入理解的“生活原生态”，他们选择“呈示”，而对能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理想把握的民族生活，他们则勇于书写出自己的情感担当和“本土化体验”。
　　无疑，这些作家的“坚守”与追求算是在当下多声部的小说写作中使人感奋、惊异的几声“绝响”，必然丰厚农村小说创作的乡土文学内涵。
　　农村小说在时代的挑战下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复兴”，我们有必要在新世纪重新续写曾历百年沧桑的乡土文学的辉煌。珍视当代农村这块广阔的生活领地，关注随时代的发展现代人所具有的多样化的乡土情结、乡土意识、乡村情感，不断拓展和深化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内涵和层面，进一步发展农村小说的精神向度，这是时代的命题。只有真正认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作家，才能写出揭示当代深层文化结构的作品，才能表现出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关键在于，小说创作要贴近人民、贴近时代生活，走现代化、民族化结合的道路，对现实进行审美的诗性表达，创造出充满激情和张力及富有故事魅力、结构力量的厚重的阅读文体，塑造出能立得起站得住的文学形象，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在“精英表达”与“大众文化”之间，做出我们合理的正确的选择，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佳作，让乡村的土壤再次透射出民族振兴的精神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