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诉讼 搬石砸脚——透视上海一起法学专著著作权纠纷案 [复制链接]

第11版(法律与生活)
专栏：

　　恶意诉讼 搬石砸脚
——透视上海一起法学专著著作权纠纷案
杨金志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离奇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两名法律教师为两篇法学专著的署名打起了官司。法院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取证，终于发现这起名为著作权纠纷的案件，实质上是恶意诉讼。
“罕见学术腐败”真伪难辨
2001年6月，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的法律教师史鹏程（化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校长于申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请求法院确认《海关权利的法律思考》、《论海关权力》两文的著作权属于其本人，并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其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6800元。
一个月后，26岁的史鹏程与年过半百的于申校长第一次对簿公堂。史鹏程当庭慷慨陈辞：“本人花费近一年心血，到全国各地考察研究，独立完成了近30万字的法律著作。不曾料到，其间被告凭借权势，借口对创作进行‘指导’，获取部分文稿，未经本人同意，以个人名义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上述2篇论文，甚至未对正文做任何修改，事后也未向本人作任何说明。”
史鹏程在诉状里强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揭露这起罕见的学术腐败案件，我愤而提起诉讼。”
出人意料的是，身为被告的于申并不否认两篇论文确由史鹏程所写，也不否认史曾将文章送自己修改。但是于申辩称，自己在浏览之后，仅向原告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学术刊物，并作了点评。事后，于申发现发表的文章只署了自己的名字，遂向史鹏程了解，史鹏程私下解释：因数次投稿未中，故改用校长的名义发表。对此，于申虽有不满，但仍采取宽容态度，并将原告不肯收取的稿费上交了学校纪委。不过，于申向法院递交的书证略显苍白，仅有在另外一些杂志上发表的上述相同两篇论文的复印件，署名也只有于申一人。这究竟是一起剽窃他人成果的侵权案件，还是一起冒用权威摘取学术成果的民事纠纷？是于申搞学术腐败，还是史鹏程倒打一耙？一切都在迷雾之中。
信封笔迹成“呈堂铁证”为搞清事实真相，法庭决定进一步调查取证，而突破口就是：核对笔迹。
艰辛的调查历时近4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政治与法律》杂志编辑部，向法庭回复了一个保存良好的投稿信封。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书证，法庭迅速通知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对信封上的笔迹进行辨认质证。
2001年12月14日，此案再次开庭。原告史鹏程没有到庭，代理人向法庭表示：信封上的字迹不是原告本人所写，认为笔迹与于申笔迹有相似之处，请法庭向他核实。于申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他曾请专家进行过鉴定，信封有90％的可能是原告的笔迹，请求法庭送至权威的司法机构进行笔迹鉴定。基于这种情况，法庭宣布：鉴于原告史鹏程因病未能出庭，要求其代理人将庭审质证情况告诉他本人，将书证材料交由他确认，并把法庭归纳的情况告知史鹏程，请他向法庭作出合理解释。
2002年初，法庭收到了史鹏程的一封致函，信中表示：信封是自己在特定情况下应被告要求书写的，其后被告将该信封邮寄发出。信封出自谁人之手，至此真相大白。
与史鹏程的致函同期而至的是一份撤诉申请：“考虑到证据尚有不足，进一步补充证据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特申请撤诉。”但法庭对他的撤诉请求未予准许。
“证据推理”推出“恶意诉讼”
信封发现之后，案件的争议归结为：以这个信封向杂志投稿的究竟是原告史鹏程还是被告于申？法庭在这里运用了“间接证据推理”。除投向《政治与法律》的信封外，法庭还获得了4家杂志社回复的投稿原稿。这4份稿件不仅内容基本一致，而且表面特征也高度一致，已经远远超出偶然巧合的范畴，可以推定4份稿件出自一人之手。其次，虽然史鹏程称投稿信封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被告要求”书写，于申利用该信封邮发，但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常理，又缺乏证据支持。
2002年仲夏，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史鹏程仍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未到庭参讼。被告于申向法庭做了最后陈述：“作为校长和学者，我完全没有必要剽窃自己学校青年教师的作品来沽名钓誉，而败坏自己的名誉。现在经过法庭调查，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史鹏程为何要将自己的校长告上法庭？原来史鹏程在校期间为自己出书，曾冒用单位名义在外搞征订，违反了学校财经制度。被发现后，经校领导讨论对其做了处分。案情原委，由此真相大白。
日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对这起由原告恶意诉讼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史鹏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负担。学法“玩”法的史鹏程，终究在法律的正义面前败下阵来。一审判决后，史鹏程没有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