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大康当年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犹忆大康当年
张辛
　　三年前的6月9日，大康走了，但凡认识或知道康先生的人都说，他走得太早了。
　　说来，我与康先生可谓忘年之交，他属虎，我属羊，长我近三十岁，按传统说法，整整相差一代，可我们之间却毫无“隔代”之感，惟有相见恨晚。1990年，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书法艺术研究班，康先生那犀利的谈锋给学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了我与康先生，这位学术前辈、书法大家的交往。
　　撰写对联与作诗、填词一样属于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旧时一般文人学者都乐于此道，或可视为文人生活之一部分，甚或是文人学者基本素质的一种体现。据说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曾主张以对联招特长生，我看非常有道理。对联虽为小道，但它起码可以考查一个人三方面的能力。其一是词汇量，每对一联，无论几言，均需从不可胜数的语词中找出合适者，这不啻大海捞针，洵非易事；其二是技术功力，因为对联讲究音韵平仄，词性对仗等，故必须有一定的古诗词的功底；其三是艺术感觉，如果一副对联能达到工稳、巧妙，有容量、有意境，那必基于一定的艺术才分。
　　然既为游戏，则不免于交流，本人即经常受命为一些名胜古迹、为一些教授学者或艺术家撰写对联，寿幛及挽联之类，时而有一二得意者，便常切磋、求证于一些学者前辈或同道，诸如沈鹏、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先生。大康先生当然是其中我深为服膺的长辈学者和老师。虽然康先生经常自谦地说他不擅作诗和撰联，但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功力和造诣是相当深厚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文字学即文字之形、音、义之学，而此形、音、义恰为作诗、撰联之基础所在。故古字学者为诗为友一般格外讲究，如章炳麟太炎先生、黄侃季刚先生。
　　我是搞考古的，但我却每每钦佩康先生于考古学研究和动态的那种关注、敏感和对考古遗迹遗物的独到见解。
　　有一次我与康先生说起1981年底我毕业实习时在河南温县发现戳印有“刑公”字样的陶豆、陶盆之类。康先生说他早已从《文物》上看到了。随后他问我那些印文的拓片是否已经全部发表，我告诉他高明先生的《古陶文汇编》已全部引用。1995年倾注康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印典》出版时，康先生对我说，那批材料他已收录在了《印典》中。
　　还有一次我去拜访康先生，谈话间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文物》杂志，指着封面所刊一件动物造型铜器说：“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文物考古界一些先生我实在不敢恭维，这种器物明明是狗的造型，可它偏偏被名之为虎，岂不有‘好大’之嫌？”我虽未敢贸然置之可否，但却不得不赞叹康先生的眼力和治学态度。
　　康先生眼光之高、谈吐之幽默、语锋之犀利是众所周知的。如某书家之字尖头尖脑，笔划飘柔纤细，康先生戏称其为“豆芽菜”，实在形象至极。有位青年书家，其字确如人所论流于俗媚，康先生则直言其是“天蓬元帅下凡”。这里康先生所言虽不甚中听，但至为中肯，可谓一针见血。如果此辈再生，闻之真正反思一下，想必大有裨益，总归比那些好好先生的好好之论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古人云：“书如其人”。这句话用于形容康先生之法书是恰如其分的，康先生书法格调既高，功力亦深。其用笔之沉着，结字之稳重，可谓独树一帜，名重当代，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并非外在张扬，故作姿态，而真正是从内部发挥出的一种感动人的力量。我想这无疑来自康先生的修养、学问和人生态度，当然更来自他对书法的独到理解，来自他的非凡的功力。1994年年底，我拿着自己刚发表的一篇关于书学嘉道之变的文章向康先生求教。当时，谈起了米芾所谓“碑不可学”。作为后学，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书法归根到底还是毛笔的表现，碑版虽然在书学史上有其重要作用，如嘉道之际，但决不能因此而一味夸大抬高，康有为扬碑抑帖确有失偏颇。康先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然而末了他则说：“请不要忘记，米芾还说过另一句话，即‘八面垂芒’。”由此足见康先生于书法之道确卓有见地。
　　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逢春节，《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总要组织专版，由全国知名书家书写不同字体的该年属相，而康先生用大篆所书的作品每每以最大字号正居版式中央，恰如众星捧月。
　　权以当年我为大康所撰挽联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大文卓荦谨严，非徒发微印典；风骨嵚崎高迈，但见大篆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