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例判决” 挑战“合法的不公”——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实行“先例判决”制度述评 [复制链接]

第11版(法律与生活)
专栏：法制焦点

　　“先例判决”
　　挑战“合法的不公”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实行“先例判决”制度述评
　　涂晓 张旗
　　“合法”怎会“不公”？
　　相似的案情，一定会有相似的法律结果吗？答案是：不一定。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在河南郑州，号称市场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某，分别在郑州市管城区、中原区、邙山区的药店各购买了200多元钱的假药，然后又分别在三个区的法院起诉三家药店，要求索赔。结果，判决各异。
　　管城区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不是以生活为目的购买商品，故驳回起诉请求；中原区法院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购药行为是为了治病，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事行为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货款，原告返还被告的商品。鉴于商品是假货，法院予以没收；邙山区法院的判决书则说：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销售的商品是假药，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种不同的判决结果，令人迷惑：案情一样，提供的证据一样，三家法院也同样是依法审案，为什么却出现如此不同的判决结果呢？所以，法律专家说，这就是“合法的不公！”
　　如何避免出现“合法的不公”现象呢？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判决遵循“先例”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条文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给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自由裁量权的不规范和法官整体素质的不均衡，在适用法律上便会出现上文所提到的不同的法律结果。
　　“所谓‘先例判决’，”中原区法院院长李广湖解释说，“就是法院在审案时，必须将已确定为‘先例判决’的法院判例作为审理和裁决的法律依据。如果遇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没有新情况，就不得做出与过去的判决相反或不一致的判决。我院确定的‘先例判决’对我院法官有约束力，让法官在定罪量刑时更准确。”
　　据了解，中原区法院自尝试“先例判决”以来，已由审判委员会确定了五份“先例判决”，其中刑事判决一份、行政一份、民商三份。这些“先例判决”，均发给中原区法院全体审委会委员、相关审判庭室，并专门摆放到该院的立案大厅供当事人查阅。
　　不久前，该院在审理一起盗窃案时，发现该案与“先例判决”中的庄某盗窃案相似。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都是学生，在采取的手段、盗取的金额、悔罪表现等方面都十分雷同，遂比照“先例”作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的刑罚。
　　实行“先例判决”制度，中原区法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首先，减少了案件上诉率。比照去年同期，该院的上诉率下降了12个百分点。由于“先例判决”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许多当事人预测了上诉风险，主动息诉；其次，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先例判决”的约束力决定了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使法官们更加有章可循。截至今年上半年，该院审理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0％，也杜绝了案件的“暗箱操作”。
　　此举不是“法官造法”
　　有人说，中原区法院实行“先例判决”，就等于是“法官造法”，是不合法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并通过司法机关统一适用法律，法官并没有造法的权力，这一点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中的“法官造法”有本质的不同。
　　那么，“先例判决”制度真的不合法吗？
　　李广湖说：“我们的‘先例判决’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有很大的区别。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法是法的渊源，在法官审案时应当被直接引用，其本质是法官造法。法官在审判案件中遇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可以创造性地解决。而我们实行‘先例判决’，并不直接援引先例，而是由法官在审案时参照执行。法官审判的依据还是我国的法律法规本身。所以，我们的‘先例判决’并不违法，只是在操作上更方便、在定罪量刑上更准确。”
　　李广湖强调，诉讼中，法官由于受到“先例判决”的约束，可以保证案件审判结果的同一性，同时也可防止法官利用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进行舞弊。而审判结果的相同或大体一致，可以使人们更多地对司法产生信赖。
　　尽管“先例判决”尚在尝试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我们相信，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是我们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