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丹心为国为港——访香港中联办前主任姜恩柱 [复制链接]

第5版(港澳台侨)
专栏：

　　一寸丹心为国为港
——访香港中联办前主任姜恩柱
本报记者吴长生王尧
9月17日，是刚刚卸任的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姜恩柱在港的最后一个完整工作日。大雨滂沱中，姜恩柱仍然在9点钟之前就来到办公室，和朝夕相处的同事告别，同时接受我们“见缝插针”的采访。
　　连日阴雨，姜恩柱的心情却似乎未受天气影响，没有惜别的伤感，也没有行前的忙乱，依然是不温不火，有条不紊。9月16日的离任酒会是他最后一次在香港公开场合露面，此刻的他，有一种“谢幕”后的安然与轻松。正如他在离任酒会上致辞时所说：“离任之际，最感欣慰的是，香港回归以来，作为中央政府驻港工作机构，中联办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面履行了中央赋予的各项职责。”作为中联办的负责人，姜恩柱认为自己在港5年，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任期届满，可以说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离开。
　　上任之初，姜恩柱曾经说过，“香港问题好比一本深奥的书”。“读书说”后来广为传媒所引用，而今5年过去，姜恩柱“读书”的收获如何呢？他笑着说：“经过这5年多时间，我更加深切地感到，香港这本书是香港同胞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奋力拼搏写成的充满爱国情怀的书，是一本与祖国内地蓬勃发展的壮丽画卷交相辉映的书，是一本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不断增添新篇章的书。”
　　“说起来，我读这本书的时间远不止5年。”姜恩柱清楚地为我们勾勒出他与香港结缘的时间表：20世纪60—70年代，由外交部派出在英国工作，接触到香港问题；80年代，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司长，英国是主要西欧国家，自然就与香港“沾了边”；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直接参与了香港后过渡期的工作；1993年，担任中英关于香港政制问题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和香港回归预委会副主任；1995年底任驻英国大使，当时中英关系因香港问题面临一些困难，大使的主要任务是缓和关系，向英国各界解释我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1997年初回国，参与筹备香港回归的有关事务；1997年8月，也就是香港回归后一个月，姜恩柱走马上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到任后第一件大事，是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入乡随俗，姜恩柱也要像其他人一样投入竞选活动：拜访各方人士、介绍自己，拉选票、寻求支持，仅电话就打了400多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交了不少朋友。最后的结果是以最高票当选，400多人中有397人投了他的票。有了好的开头，姜恩柱这才松了一口气，信心十足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虽然接触香港问题的时间不短，但在来香港之前，可以说都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真正来到第一线工作，才发现香港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香港，确实是一本深奥的书。”姜恩柱说。这些年来，他体会最深的是：香港之所以能顺利回归，首先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魄力和远见以及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构想；而“一国两制”从构想变成现实，则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回归前、回归期间以及回归后的每一个重大方针、步骤，都是中央领导亲自决定的，连新华社香港分社改名中联办、中联办办公楼的搬迁这些事务，都是中央领导亲自关怀的结果。
　　5年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姜恩柱对香港问题重要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他说，香港在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祖国内地的飞速发展，香港原有的优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地位仍难以取代。“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问题贯彻得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示范作用，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有重要意义。但也要看到，香港问题也有它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经过150多年港英殖民统治后，要适应回归这个历史性变化还有一个过程，目前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后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临别香江，令姜恩柱最不舍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他说：“香港是一个很美丽、很有特色的城市，但是很遗憾，作为公众人物，我没有太多机会领略它的风采。”除了初到香港时搭过地铁，公务繁忙的姜恩柱很少上街，过的几乎是“两点一线”的生活。闲暇时的消遣是在家读书，史书是他的最爱；偶尔看看电视剧，也是历史题材的。他很期待回京后的生活，“可以恢复‘自由’，自由地逛街、散步，过过普通人的日子。”
　　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姜恩柱视工作调动为平常事，回京后稍作休整，又要投身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然人非草木，对在香港结交的朋友和工作伙伴，他仍有一份惜别之意。令他最开心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所赠的临别礼物——一个纪念盘，上刻“一寸丹心为国为港”8个字。他说，驻港5年，得此8字足矣。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