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争取玉米高额丰产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青年积极分子

我们是怎样争取玉米高额丰产的
王保京
我是陕西省醴泉县白灵宫新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我们村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庄稼年年丰收。光说玉米，过去每亩地的产量最高不过三、四百斤，一九五二年我们互助组的一亩七分丰产玉米，每亩打了八百五十九斤；一九五三年的八亩八分六厘丰产玉米，每亩平均打了八百八十六斤，其中有一亩二分六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三百
一十六斤十一两；一九五四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五十一亩七分七厘玉米，每亩平均打了五百六十六斤十四两，其中有一亩零九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为啥能丰收？这是坚决走了共产党所指示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和改进了耕作技术。当然，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可是这些困难都一个一个地被我们克服了。
第一个困难
一九五一年那年成立了互助组，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这是农业合作化的第一步，所以不能踏实地干活，也不能联系群众，群众说我们办的是“胡做组”。后来共产党区委书记对我说：我们搞互助组，为的是带领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现在你只顾自己单干，不联系群众，就好比火车头不带车厢向前跑一样，没啥用！县长对我说：要把互助组办好，就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区委书记和县长的话，给我指出了团结群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方向，我心里一亮，干劲就格外大。
第二年春上，张明亮互助组向西北农民提出挑战，说是玉米每亩要打一千零二十斤；县上开互助组长会时，我同领导上研究后，认为有条件应战。我就在会上说：他们打千零二，我们打一千二！好多老年农民从来没打过这么多粮食，就讥笑说：“这是疯子；胡说哩！”我还没回去，话就传到村里了。有的农民不信，有的农民说：“政府把他夸了夸，看他狂成啥了！”个别落后农民说：“将来打不下那么多，政府非把他押起来不可！至少也要照数包赔。”我父亲听说害了怕，成天骂我，叫我趁早把互助组收拾了。他对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瞎胡闹，就把媳妇引走，咱各管各。”我母亲和我媳妇也不给我好脸看。有一次我参加团支部的会议回去晚了，父亲就在屋里骂，不准家里人开门。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媳妇才来开门。一开门她就往屋里走，一句话也不说。我心里难受极了，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闹互助，闹丰产，费尽心血，没人爱见，不如算了吧！可是又一想：不能！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连生命都能牺牲，咱碰到这么点困难，算得个啥呢！县长早就说过，搞互助合作，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咱怎么能叫困难吓倒了呢！再说，我自己受点委屈事小，要是互助组垮了，丰产搞不成，农业合作化事业就要受损失，那可就太不好了。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用增加生产的事实说服群众和家庭。
改变老规程
不久，政府派技术指导站的杨建武同志来帮助我们争取丰产。他一来就告诉我：要丰产，就得使用科学的耕作技术，什么选种、密植、分期施肥、去雄杂交，等等。开始他讲我听，后来我俩争论起来了。说实话，他给我长的知识可真不少。以前我也做庄稼哩，可那是个啥做法呀！按老规程种玉米，第一就不选种，该下种了，随便弄点种籽种下。第二上的粪就不多，还不讲究分期施肥。夏田 一收，就犁就种。草多了锄草，天旱了浇水。
为了先做个样子，我们就选定了组员郑富财家的几亩地作丰产地；可是郑富财坚决反对；后来，幸亏贫农组员姚生枝老汉帮助说服，他才同意了。这年，我们种的是经过粒选的本地黄玉米，并且每亩地留了三千四百八十株苗，比一般人留的多了一千多株。有的人认为留这样密不好，他们的理由是：“地和人一样，一个人只能拿一百斤，你偏要他拿二百斤，他怎么拿得起呢？”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知道：过去那么个留苗法，是太稀了；实行合理密植，再增加肥料，庄稼是能长好的。于是我们就上了七车粪，还有一些油渣和化学肥料。当时因为我们对庄稼行里的许多道理还不大懂，只顾把粪往地当中倒。这种搞法会把玉米压折，烧死。王金寿老汉看见了，连忙教我们先把粪倒在地畔上，再一点一点往地里撒。施过肥，我们就浇水。
一般人浇水都是大水漫灌，这种浇法既浪费水，又会伤害庄稼根子。因此，我们是沟灌和勤浇浅浇。这又是新办法，也有人说怪话，特别是我在前头走，后头就有人在指着脊背议论，我心里怪不好受。杨建武看见我的情绪不好，连忙对我说：“不管啥工作，总会有困难，要经得起考验，要不怕困难。”
后来，玉米出了天花，抽了穗，我们又给做了去雄杂交和人工辅助授粉。那时候，又有人说：“真是胡成精，庄稼长得好好的，却给把头扳了。把你的头割了，看你活得成不？”我听了这话，也没理会，因为我知道：说这话的人主要是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长了，旧思想一时还改不过来；只要把事实摆在面前，他们是会明白的。
就在这时候，忽然下起霖雨来了，玉米又生了钻心虫。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一天往丰产地里跑几趟，不久我就熬煎的得了病。杨建武不许我再下地；可是我怎么能放下心呢？要是人工授粉工作搞不好，玉米给雨淋坏了，给虫咬完了，减了产，影响多不好！头一次闹丰产就失败了，往后群众还会相信吗？这时，我有点动摇，想收场不干，免得将来失败了更难看。恰好县长听说我病了，来看我。他对我说了好多的话，现在我都还牢牢地记着。他说：多少革命志士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一听，是呀，建设社会主义，还能没有困难，还能半途而废！我又鼓起了勇气。后来，由于杨建武的具体帮助，组员们一齐动手，我们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授粉工作，扑灭了虫害。
尽管遭到霖雨和虫害，这年玉米还是丰产了，平均一亩地收了八百五十九斤。事实比啥都有力，群众看见互助组确实好，真正做到了增加生产，全村的农民就都纷纷加入互助组。
力量越来越大
接着，我们又搞大面积丰产，把八亩六分玉米地改种成麦子，计划每亩打四百斤。这时候，组员们比前更加齐心了，力量也更大了。全组四十二亩小麦，平均每亩打了三百四十九斤，其中的八亩六分丰产地，每亩打了五百五十五斤半，有一亩七分地还平均每亩打了六百九十斤，丰产计划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四年，我们全组一百二十七亩小麦，每亩平均打了三百零九斤，其中的一亩零九厘丰产地，每亩产八百二十九斤十五两。
连年增产的事实，对群众教育很大，去年春上我们互助组就转成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力量比互助组更大，我们更有条件搞大面积丰产了！这年我们种了五十一亩七分七厘玉米，其中有十八亩八分七厘红心白马牙。红心白马牙玉米的种籽，我们是一颗一颗地粒选了的，这在自耕户就办不到，互助组也有困难。我们社六月一日割麦，二日就上基肥，接着又用五寸步犁翻耕了一次，立茬曝晒了七、八天，然后用小水漫灌。作完这些后，再播种，用硫酸錏作底粪。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可以使土壤风化，积蓄大量灌水，能够促进种籽发芽，加速麦茬腐烂，防止幼苗在伏天受旱。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好处，单干户和互助组人手少，顾了割麦，就顾不了翻地灌水。人多了，就能够积更多的肥料。村西头王改过的妈有几堵旧墙（旧墙的泥土可当肥料），她想拆掉旧墙打新墙，但是没力量；互助组人少，也闹不成。我们马上发动社员，一面拆墙，拉粪上地，一面就给她打新墙。等到粪上完了，新墙也打起来了，既给我们的社增加了肥料，又给改过他妈克服了困难。往后我们还治了四次虫，防了两次风，作了去雄杂交和人工授粉，去掉了不能授粉的雌穗和并生小穗。这一年我们的玉米长得好极了，县上、区上组织群众来参观时，大家一看，哈！秆秆有一丈二、三尺高，很多棵上都结了两个大棒棒，甚至还有结了三个四个的，这怎么能够不丰产呢！
战胜了狂风暴雨
可是有一天半夜，起了狂风，来了暴雨，渠里的水哗哗地流，大水下来就会把庄稼冲坏。而那几天，中农社员马书秀正在嚷着要退社，社里一连开了几晚上的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晚上回来，我一睡下就跟死了一样，浑身都没有力气。忽然生产组长王保利来喊我，要我起来领着大家去看水。刚听见他叫，我有些不高兴，好容易才找个空睡会觉啊！可是我忽然想起了电影“春风吹到诺敏河”里的那个党支部书记，为了巩固农业合作社，他不也是在半夜里淋着雨出去工作的吗？我很快就起来，同王保利等一起跑到地里，使劲把水渠刨开了一个缺口，让水往旱地里流；这样才保住了庄稼。
从地里回到家里，我正准备拿上家具，同群众一起去捞河水冲下来的木柴，我父亲边看天色边对我说：“这么大的风雨，玉米说不定会倒呢！”我一听慌了，心想：那一亩零九厘的丰产玉米，秆秆高，棒棒重，更容易被风吹倒；要是真的吹倒了，玉米就要减产，这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特别是马书秀正在看农业合作社到底能不能丰产；同时，他在自留地里种了一亩玉米，要跟社里比个高低。这决不能输给了马书秀。我又想：到河边捞一次柴，虽然可以捞回一些木柴来烧火；但是，这毕竟只是个人眼前的一点小利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呢！我就决定用绳子去绑玉米，把玉米保住了。
因为耕作得好，又同各种自然灾害作了顽强的斗争，秋后社里的五十多亩玉米，每亩平均打了五百六十六斤十四两，其中的十八亩多红心白马牙玉米，每亩的产量是七百八十五斤，一亩零九厘高额丰产地，每亩打了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而马书秀自己种的那一亩丰产地的玉米，却只打了四百斤。马书秀承认输给了农业合作社；又因为社里庄稼丰收，他的收入也增加，所以他不但不再要求退社，而且变成了积极分子。去年冬天扩大社时，马书秀领导一个组讨论，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教育了其他有顾虑的中农。全村人都亲眼看到了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六十七户中就有六十五户报名入社。这真是：互助合作保证了增产，增产又推动了互助合作！
同大家一道前进
我开头说过，丰产全凭共产党的领导，我现在要补充一句，还因为发挥了群众的力量。
开始搞丰产时，有些农民不但不相信，甚至讽刺我们。这主要因为他们没经过这种事情。后来情形就不同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就拿我家庭作例子吧！过去我父亲不相信互助合作和丰产，对我的工作不光不帮助，还打击，我在前头喊“卖醋”，他在后头说“不酸”。如今不同了，他积极向群众宣传农业合作社的好处，用丰产事实说服大家相信新技术。我到省上、县上开会，临走时，他总要千叮咛万叮咛，要我用心开会，学本领，不要辜负了共产党、政府和群众的期望。我母亲如今也是社务管理委员会委员，我媳妇也当了妇女生产组长。一家人都干起来了。
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姚生枝、王正海、王金寿等人的帮助，丰产也是搞不起来的。
可是年轻人却不是这样想，把工作成绩算做一个人的，因此骄傲自满；而骄傲的结果，就离开了群众。去年春天，我当选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委书记找我谈话，省主席和我一个桌子吃饭，我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从省里回去后，我连区、乡工作人员都看不起，社的工作人员和社员更不在眼内。我一开口，就是“省上、县上某某首长咋说来”，弄得大家不爱听。那时候，幸亏党组织及时帮助我改正了错误，使我懂得了：任何一点点成绩的取得，都是同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分不开的。即使个人的成绩很大，也不能骄傲。何况我的工作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必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