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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咸阳县火烧寨村建社工作的体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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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5-09-24
第2版()
专栏:

参加咸阳县火烧寨村建社工作的体会
陈作枢
今年二月间,我参加了咸阳县新店乡火烧寨村的建立农业合作社工作。社建成后,又留在那里帮助工作,一直到种上秋。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一个社的成长,亲自接触了许多朴实的农民。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
火烧寨村共有一百四十三户人家。其中除去五户地主、三户富农、两户小土地出租者、十五户中农外,其余的一百多户全是贫农。当我们开始来到这个村庄时,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情况说:这里土地倒也不坏,大部分都是井浇地,只是地少人多。全村名义上说有八十多条牲口,除过几户中农的几条骡马外,几乎全是烂烂牛。大车有几辆,大部是中农的……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心里凉了半截。当时我们很怀疑: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建起一个社来?那时,我们先去的三个人,住在乡政府里。因为当时区上还没来人,加上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怀疑,就没给群众说我们是来帮助建社的。但群众看见来了这些工作人员,就猜着了,早晚都是三三两两地谈论建社的事情。有些贫农就跑来打听什么时候建社、建几个社。有个贫农周振邦,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了七、八年活,土地改革时分到些地,才领着老婆娃娃过日子了。因为少这缺那,日子还是很苦。他告诉我们说:“去年冬里,我们就准备建社了,后来一等两等不见干部来……”这时我们略略感到这村农民还热情,建社可能有希望。
建社开始了,我们做了二十多天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些农民就等得不耐烦了,经常跑来问报名的事情,说他们已准备好,单等着报名,只要一宣布就要报头一名哩!有个贫农李汉勇,是一个长年在外给人赶车的穷小伙子,听说村里要建社,他就留下了。他告诉我说:“往年连个家都没有,只有四亩多地,只好在外面混,几年来也没混出个啥眉眼,连地也耽搁了。现在村里建社了,我想在社里定下来,不再到外面混了,老陈你看成不成!”我知道他心里的底,他怕报名的多,自己既没牲口、又没农具,恐怕被审查掉,想先在我这里挂个号。原来农业合作社对农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农民为啥要热情入社的一些道理。
五月十五日开始入社报名,一天就有七十二户农民报名了。其中除了十户中农外,其余的六十多户都是贫农。后来又有李汉富等十二户贫农和一户中农坚决要求入社。原来我们害怕报得少,可是出乎我们所料,一下子报了八十五户,还有几户贫农准备要报名,我们又害怕报得多了。于是我们工作人员之间,在这后报名的十三户农民的入社问题上,发生了很大争执。后来虽然还是接收他们入了社,可是我在思想上,总认为这些人是随大流来的,嫌他们落后,处处流露了一种厌弃的态度。李汉富入社后不久,他老婆因拉牛套磨同社主任吵了一场,就哭闹着要退社。当时我只图自己工作顺利,就抱着掀出去不管的态度,直接向他们提出了“退社就退”。其实我是知道他家底细的,记得李汉富曾向我诉说过他解放前四、五年的一件事情:当时村里的地主殷宝全,拿着“娃娃会”的假招牌,表面上说是给穷人想办法,实际上是从穷人手里把粮食拿去,转过来又放给穷人。汉富就在这个圈套下,只三年把一辆大车(顶了四石麦子)被拉走了,两口肥猪也被赶去,人家还在谋算着他的地,家业就这样完了。像这样一个在旧社会遭受极端压榨的农民,是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夫妇说要退社,只是一时的气话,所以在我正式提出退社问题时,他们又给我作解释,说心里并不想退社。当时,我没有看到他们觉悟的方面,仅仅抓住农民小私有者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小毛病,采取了不近人情的作法。
社建成后不久,其他同志都走了,把我留下来帮助做巩固社的工作。当时我觉得社这样大,困难很多,因此又时时忧虑这个社能不能巩固。
因为社初建立,大家还不习惯于集体生产,互相争吵的事情经常发生。他们为着套一头牛,就可以引起队同队的不和气;为了记一分工,就一直吵到半夜。夏收期间的一个晚上,第三大队的三个小组,为争第二天套的一辆大车,吵得很厉害,贫农社员郭金喜没争到车,就到处喊叫说:“没车没牲口,那就要人的命,我明天下社哩!”有些人还叫喊着:干脆把生产停了算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头就痛起来了。夜里翻来复去睡不着,很担心明天生产会停顿。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就跑去村里看动静。一看大家仍然都下地干活了,既不吵、也不闹了,更没有人提出退社了。我还不相信,就问大队长李廷明:“队里到底怎么样?”他笑着说:“我们这是‘锅烂疤子浑’(浑是全的意思),你不要看吵得厉害,还不是争一下就罢了,生产总是不会停的,没啥!”后来许多事实证明,的确就是这样。但我对他们的争吵那样害怕,原来是我不理解农民。他们的争吵,只不过是为套牛、为派活、为评工或其他个人利益的事情,这在小私有者的农民来说,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对办社、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是不会怀疑而争吵的。这个农民所说的“锅烂疤子浑”,确有道理。而社也就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夏收前的防旱抗旱、紧张的夏收、不久前的抗旱种秋等考验,逐步巩固下来了。
社巩固了的事实,对我是一个鼓舞。但当七月底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又觉得很心虚。在离开的前一晚上,我曾同社的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下对社的意见。谈到社的领导问题,我问他们“是不是有信心把社办好”?社主任周振邦笑着说:“这话很难说,不过打二三月建立起,没一天不是同困难打交道;大家没经验,社里要啥没啥……虽说叫人担了一场惊,都一关一关地过来了,现在总比那时节好过些……”他这几句轻松的话,对我却是很大的鼓励。可是离开后总还不放心,八月十七日,我又回到火烧寨村农业合作社来。情况变化真快,只离开二十天的样子,玉米已黑压压地高过了人头。在村子东边,首先碰到副主任李春盛,我正准备要问社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浇秋的事情,他说:“社里这一次真齐心,劳动真个美!你看打浇秋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天了,社员都是白天黑夜地赶。全社只人推的水车就有成十部,另外还出动了近二十把辘轳……”碰到的几个社员都问我:“你是跑来看社的,你看社里的劳动到底咋着哩?”的确,社里的生产又比过去前进了一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更加高了。全社近七百五十亩的秋庄稼,大部分就是凭社员们推水车、搬辘轳,全部浇过了一遍水,并且又开始浇二遍水了。原来稍微动摇的几户社员,现在都被这一片秋收有望的景象吸引住了。
现在问题看得很清楚:建社初,我认为群众落后,怀疑能不能建成社;社既建成了,又怕垮台,顾虑它能不能巩固;临走时又担心社的工作人员领导不起来。可是,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想。毛病在哪里呢?原来我是落在了客观实际的后面,对于今天在党的领导下的农民,特别是对贫农,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没有看到他们相信党和坚决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一面,而只是从小生产者私有心理的一面看问题,因此也就无怪在整个建社过程中要发生怀疑、动摇以至惊惶失措了。(原载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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