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青年积极分子

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
雷加
在张百发青年突击队里，劳动纪律很严格，而且是大家自愿遵守的，不带一点勉强。他们保证了出勤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
也许有人以为他们建队以来就如此，其实不是的。下面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一切。
有一次工地的警卫同志向队长张百发提出了一个意见：“你们整天拿着拧钩子绑扎钢筋。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偏偏自己的符号不戴在胸前……”张百发的符号是天天戴在胸前的，警卫同志的话自然是指队里的人了。如果是别人，他会挑剔一下，别的队也有不戴的；或者自己以身作则就对了。既然队长自己戴着符号，再翘翘指头对队员说说：“看呀！我的符号戴在胸前，你们也要……”甚至厉害一点，加上一句：“自觉嘛！同志们！”可是张百发并不如此。他有另一套做法。第二天早上，张百发队的符号全戴在胸前了。仔细看看，别符号的别针都是新的，是张百发从合作社买来的。队员们没有说第二句话，全用别针别上自己的符号。一面别着一面引起了自豪的情绪：“我们是青年突击队嘛！小事上也不能含糊！”
张百发队是赶进度的能手。他们每次都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完成了任务。从他们最初订的数字到现在的数字，好像是爬山一样。他们一步步爬上去，一点也不觉得什么；可是站在山下的人，望见他们站在高峰上，心中总是又敬佩，又惊奇。
张百发队的光荣，主要表现在接受任务上。张百发的特点是大胆接受任务；当然，最初也并非如此。头一个任务，他是硬着头皮答应的，第二个任务是冒着胆应承的。以后他明白了，凡是艰巨的、困难的、需要带头的、限期完成的任务，不交给青年突击队去干，交给谁呢？有时上级先是同他商量，张百发就说：“我们青年突击队嘛！应该……一定……”上级又问有困难没有？他又说：“有困难，我们自己克服！青年突击队嘛！”他记得头两次，这些话本来是上级说的，还带着鼓励的口吻：“你们青年突击队嘛！应该……一定……”“有困难，你们自己克服。青年突击队嘛！”
可是最初，在部分队员的眼里，他的这个特点不算什么特点，而是最大的缺点。
原来建队那年，队长才十九岁。多数队员的年龄都比他大一点，手艺也比他强一点。他只有一点织布手艺，不久才转到建筑业来的。依照队员的说法，他不过是个头发钩钩巴巴的年轻娃娃，什么特点也没有。一开头他就把挖下水道的活揽过来，有些队员认为这是最不该的。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张百发在建队时就受到了重大的考验呢！这个青年突击队的成立，是张百发从市委团校回来后提出的。他说：“建筑苏联展览馆有青年突击队，我们为什么不该有？”上级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需要慎重。“要建立就得像个样子，可不能半路垮了。”当时张百发回答说：“有党和团的领导和教育，怎么能垮？”就这样，青年突击队成立了。既然建队了，任务就下来了。他接受任务也不是没有讲过价钱。当上级给他们挖下水道任务时，他借口都是钢筋工，挖下水道二点五公尺的定额好像太高。他明明白白的意思是要干钢筋活。当时没有钢筋活。团总支的同志对他说：“干去吧！有团的领导和帮助，一定能完成。”这正是他建队时讲过的话。他听了这话，赶快答应下来。
张百发先同队里的青年团员开了个会。他们都支持他。有人说，挖下水道是力气活，卖点力气就能突破定额。一致通过控制计划二点八公尺，还要争取达到三公尺。他们在开工典礼大会上，就把这个数字提出来，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头一天就干得不错，挖了七公尺。有人问这七公尺是怎么挖的？大家那时还不大会总结经验，瞧瞧手上的水泡，心想：除了热情，还有什么呢？第二天，又挖了七公尺，差不多天天都得把保证书要回来修改数字。那时同青年突击队一块干的，还有瓦工队。瓦工们在大会上听见这群娃娃提出二点八公尺，有人暗自笑了笑说：“两点八公尺，三公尺，也值得到台上叨咕叨咕！”后来听说挖了七公尺，这时又说：“亏你们年轻，现在有一手；可是挖下去，出了水，保你一公尺也挖不到。”五公尺深的沟，挖两公尺有姜石，挖四公尺遇到流沙，再挖下去就是地下水……的确够困难。
可是数字还在提高。他们队里有一个队员叫任福丑。张百发同他谈过话，鼓励他争取入团。任福丑提出保证出勤率百分之百。他的手上磨起了四、五个大水泡，不肯休息。他说这算得了什么，比黄继光差得远呢！还有一个赵寿生，干起活来赛老虎，可是数他最小，大家都爱惜他。他扭了腰，队长不分配他工作，他死不回去，站在沟边清理土，还一趟一趟地给队员打开水喝。
还有一个叫曹胜有的，身大力壮，只是不爱说话。他刚入队就不安心。这有个原因：全队十二人中，有八个是从前就互相认识的，他和另外三人都是从别处调来的，所以他老是觉得蹩扭；可是他不责备自己不合群，反怨别人孤立他。他心里想：“趁早走开，别叫他们欺侮乡下人。”有一天，他跑到在“北医”工地工作的熟人那里，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个熟人叫张振钢，听了他的话，咂咂嘴说：“你还说你是乡下人呢？谁是老实人也看不出来。张百发过去是我的徒弟，我知道。你说他年轻，我看过不少年轻人，但像他那样心眼老实的年轻人还不多。”这样，他回去以后，什么也没说，一心一意地干起活来了。
这一段工程完了，又分配了一段工程：挖臭水沟。张百发早就盘算着这个任务落在自己手里不好办，可是偏偏就落在自己手里了。他对张师傅说：“任务，弄错了吧！”他这样说也挺对，如果有钢筋活，他们早该干钢筋活了。可是张师傅一点不含糊地说：“这活，你们不做，谁做？你们全是小伙子呀！又是青年突击队呀！别说啦！”张百发也连忙说：“别说啦！”任务就算定下来了。
这些日子，大家都摸熟了体性。只有一个叫小邓的小伙子，大家摸不准他哪来的那么大的脾气，碰着谁就同谁碰，真是名符其实的“炸胆”。他和小刘在别的工地都做过组长，张百发耽心的就是他。果然，他炸开了。他指着张百发说：“这任务，你也接。”听他的口气，要是他早就给顶回去了。张百发仍然沉住气做解释工作：“我也说不该做；可是我们不做，谁做？”“我们”这两个字拖得挺长。不难明白，既是青年突击队，困难的活不轮到我们做，谁做。小邓听他一说，就更炸了：“哼！这二十几天，刚做出点成绩，你又接受了这样的任务，这回达不到定额够多难看。”他倒是为了青年突击队的名誉，理由也挺充足。所以他说完了，放下脸来，再不肯收起。有人提出缓和的意见说：“怕完不成，降低定额行不行？”原来领导上也有这个意思：既然困难，可以降低定额。可是那个曹胜有——就是从“北医”回来以后就老老实实地干活的那个人说话了。说实在的，谁也记不起他上一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时他说：“不好挖，也不能降低定额，我……不，咱们不能出个主意？……”他的声音不大，也不特别；但是他出的主意很好。他提倡用吊斗往上运土，不但比用锹扔土强得多，而且解决了沟深、土扔不上去又顺着锹把子回来的问题。凭着这个吊斗，他们又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区为了防止臭气，发了口罩，医务室又发了棉花和药水。药水真灵，先把鼻子熏“聋”了，什么也闻不到。但是，主要的还是全体队员为了给“五一”献礼，才把定额提到十四公尺，超额百分之二百五十。
“五一”以后，他们接受了本工种的任务：为三工地的大楼绑扎钢筋。他们一共扎了一百零八吨，超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完成任务。
在这里出了一件事。
按工序讲，木工在前面制木盒子，钢筋工铺钢筋，绑扎，然后是浇灌水泥。钢筋工做快了，会同木工顶头；做慢了，又会同水泥工闹事。既是青年突击队，工作效率高，同水泥工闹事是决不会有的。要有，也是同木工顶头。顶头的事，确有这么一回。他们在三工地，有人喊了一句：“追上去！”所谓追上去，就是追木工。有些骄傲情绪的人是会这么喊的。附合的人也会有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另外也是因为从基础铺到三层，铺顺了手，说追上去，很容易就追上去了。木工师傅钉钉子不能超速度，他们——这些钢筋工可把钢筋全堆在木工的脚底下了。钢筋一大堆，绊手绊脚，这就妨碍了木工的工作。真是顶头了。木工师傅理也不理，第二天竟跳到前面工作去了，后面剩下一大截，空着。张百发走去问木工师傅：“咋回事呀？”“你说什么？”“这，空着一截子，叫我们干瞪眼。”老师傅也不说别的话，只说：“设计变更啦！”张百发也发了火：“我去找工地主任。”可是张百发走了不远，听见后面一面唏啦哗啦地笑着，一面喊：“刚才来电话，说又不变啦！”张百发知道自己理亏，没有去找工地主任，直接到团总支去了。结果受了批评，说他们只顾自己，不顾集体。张百发回来召开检讨会，他开门见山地说：“因为时间关系，咱们重点检讨……”他说了个头，王志义就说：“好，我来。”张百发有自己的主意，不让他说下去：“别，我先来……”他接着说下去，说到自己，说到大家。他主张去给木工师傅赔礼。小邓一听又炸啦，说：“给谁？给他们。哼！想得不错，叫他们给我赔礼还不大离。”张百发知道有团员支持自己，立刻回答说：“别以为这是小事，它影响咱们队，还要影响整个工区。咱们青年人干活在前头，承认错误在后头吗？错了就要承认，这是青年人的特点。”他们推出代表，到老师傅那里去了。张百发真有一种自我检讨的精神。他对老师傅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在农村没有不尊敬‘老家’的。对我们来说，在这里不尊敬老师傅也是不对的。”老师傅原来比他们还客气，对他们说：“先别说你们干什么来啦，只瞧瞧这么大的雨吧！再说，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呀！”
这件事的结果是很好的，两个工种由不团结而团结了。只有小邓没有去，并且一连好几天生闷气。张百发心中有底，以后不论分配什么活，都把小邓分配在后面，因为前头有木工呀！
九月初，青年突击队由二工地调到六工地。有一次，他们连续干了三天四夜，多赶出了一天的进度。这是他们给国庆节的献礼，同时也给水泥工创造了条件，既能灌上水泥，又能利用假期养护水泥。在这次突击性的行动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小邓有一回睡迷糊了，整整脱了一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缺点是有，活总是干得很好；因此，大家一句也没有批评他。他又生气了，这次可是对自己。从此，他改变了。正好张百发要往地下室墙里插一根钢筋，小邓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抢过钢筋就要下去。钢筋好插，可是入口太小。张百发说：“你要下去，我去给你取工作服。”小邓还是那种神气：“怕脏，还干活。”张百发又说：“就是下去，也该着我，我的个子比你小，容易下。”“你看着吧！”结果他顺顺当当地下去了。张百发总算摸到他的脾气了，又要批评，又要鼓励，缺一样也不行。所以当他们因为添了人，成立第五个互助组的时候，张百发在全体队员面前宣布说：“我们一共五个互助组，最初是三个，后来四个，现在五个。现在我宣布小邓是第一互助组长……”小邓听说第一，心里高兴；可是又急着说：“怎么我是第一……”张百发望了他一眼，仍然说下去：“你就是第一，小刘第二……”小邓又打断队长的话：“我来第一，可不行……”张百发突然问：“那么你第几？”小邓缩缩脖子，噎了一下，说：“我……我第末……”“你第末，也还是个组长嘛！”别人知道小邓的心意，都笑了。他也跟着笑了。
接着是冬季施工。九月开始的时候，三工地的地上刚刚刨去了草，但是到十二月，钢筋已经绑到第七层了。呆在上面工作，风会把人刮下来。公司发了线手套和棉手套。全队提出抗寒决战的口号。没有一个队员说冷。只要说个冷字，马上有人会问：“你干活了没有？”那人便没话说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懂得“寒冷冻懒汉”是指着什么说的。最后他们被评为抗寒决战优胜队。
冬季也是开展文娱活动的季节。可是文娱干事小刘，最近特别不积极。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中学生，老有思想问题。过了年才揭了底，他向队长提出要调队。问他什么原因，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体力不好。张百发前前后后想了想：李开先也不安心，让小刘走了，李开先不是也要走吗？可是张百发答应了他，说：“你要走，咱也留不住；可是临走开个会吧！你也给我们提提意见。”正好全队搬家，单单把小刘留下，晚上全队又回来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上级派来的同志，也有白铁工老师傅和别的组的铁筋工。会前唱了“年青的人，火热的心”的歌子。张百发做了检讨，小刘也做了检讨。最后张百发又给小刘提了意见。他说得很公正，认为小刘工作有成绩，也有严重缺点，因此他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是你体力不好，还是我领导不好？如果说我领导得好，你自然不会要求调队了。”有人接着说：“一个青年人要求调出青年突击队，真是个大耻辱。”小刘还想辩解，他说：“调到别处，我也能起青年作用呀！”有人立即问他：“这么说，你不是体力顶不上，而是对队长有意见啦！”“说有就有吧！我在这里得不到培养……”这时李开先开炮了，指着小刘的鼻子说：“队长教育你，帮助你，你才入了团，还说培养不够。那我怎么说呢？”原来他还没有入团。接着就有人揭破了小刘的心思，说是他想调到别处当队长。小刘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低着头不说话。有个白铁工老师傅叹了口气说：“哎呀！你们实在不知道咱们对年轻人怎么看法。我看见你们就高兴，每天晚上唱呀唱的；听见你们唱，我就想我能入队才好呢！”大家鼓起掌来，不知什么时候小刘哭了。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说：“以前说培养不够，现在我知道辜负了团的培养，只要……我就不……”大家喊着“欢迎回队。”张百发说：“我们回来开会，也是回来接你的。”会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子，不用说，还是小刘打拍子。他站在凳子上，眼睛有些发涩；可是他自己也唱起来了，后来也笑了。他从凳子上跳下来的时候，全体队员围住了他。
青年突击队的文化娱乐生活，这时才真正开始了。一搞联欢，小刘总是总指挥。队员里有三个会吹口琴的，两个会拉胡琴的。张百发就爱拉胡琴，小刘爱唱，两个人配在一起，不是唱“刘巧儿”，就是唱“借东风”。现在他俩睡觉也紧挨着。因为张百发常常写挑战书什么的，小刘便帮助他。小刘自己说是队长的秘书。这是他有意谦逊，实际上他倒是张百发的文化教员。
青年突击队早就有了谦逊朴实的作风。这次搞节约运动，从今年三月到五月，他们节省了四千二百公斤材料。张百发每次都强调这是大家的成绩。实际上，他有一次到杨福林家里去，看见一根火筷子，说是五毛八分钱买的。他回来对大家说：“一根火筷子值五毛八分钱，一根钢筋值多少钱呵！”这确是有启发性的谈话，节约运动也是从这时才深入开展的。
接着队长出国了……
七月里，又来了临时任务。副队长杨福林和张百发一样，也是能够大胆接受任务的人。他们转到二公司了。想不到一开头，他们就来了个卫生运动。这是因为他们去了之后，没有地方住。劳动科准备腾大楼让给他们住。他们不愿意把别人挤出去，自己再住下，这是说不过去的。他们质问道：“院子里支着的帐篷，为什么不叫我们住呢？”帐篷的周围长着草，还有垃圾；下雨时帐篷漏水，天热时又像蒸笼一样。本来谁都不愿意住的，他们住下了。工会小组长孟昭雕立刻发动大家打扫院子，并且把整个住宅区都带动起来了。大家一面打扫，一面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青年突击队。北京市青年突击队够多的，没有什么奇怪的。接着任务单下来了，三十二吨钢筋，光是配料。定额是一百一十五个工，他们讨论的结果，控制计划七十个工，争取五十个工完成。临走时团总支指示，绝对遵守操作规程，不许返工。因为这里不但常常返工，而且常常达不到定额。第一天的成绩单报上去，劳动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的工作效率，立即轰动起来了。有的工人还跑去问：“你们队长是谁？”他们答：“杨福林！”工人听了听，摇摇头，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个队。第二天，由劳动科召集了技术交流会，全公司才知道原来就是张百发青年突击队。
第二天、第三天，就是今年北京最热的那几天。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完成任务的数字像同气温比赛似的，也一天一天高上去。有好几个队员干完活，连饭也吃不下去。公司派人来叫搬房子，他们还是不搬。心想既住下了，再搬多么不好。第二次公司又派人来问：“你们有病号，是谁？”他们照样答：“没有。只是没吃饭；一吃饭就好了。”他们好像是在火线上，带病也不下火线。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连这一点困难也顶不下来，队长在国外也不光荣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