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队”在中国——访“友谊奖”获得者查添木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体育)
专栏：记者专访

　　“洋插队”在中国
——访“友谊奖”获得者查添木
本报记者罗春华
采访加拿大专家查添木很有趣，本是用英文进行的交流，说到忘情处，查添木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汉语：茶农协会、市场、承包、集体经济等词汇从他的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听着他那带着“洋腔”的汉语，你会觉得坐在自己面前的查添木，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农村通”。
　　查添木学中文要追溯到30年前。他念高中的时候，班上一个中国同学告诉他中文比英文简单，他就“冒冒失失”地开了头。一学起来，他才发现“上了当”，“太难了！”不过，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难学的中文使他和遥远的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5年开始，他在中国农村一呆就是7年。他去过青海和西藏，也到过黑龙江和安徽，从事着崇高的事业——中国农村的扶贫。他喜欢到过的中国每一个地方，其中感情最深的是安徽的霍山。
　　他1999年到霍山参加中荷扶贫项目，任项目办公室的荷方主任。他领着项目组的17个中方成员，在3年的时间里为霍山的农民做了很多实事，比如修了16条村级公路和21座桥梁，建了14所校舍、7所卫生院，办了50所田间学校、还修了水渠等。他说，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做了多少灌溉项目或盖了多少房子，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改变中国农村落后、贫困的面貌关键要改变农民的思想。因此，他扶贫的主要任务是寻找一种扶贫的思路，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他说，中国的农民过去一直都是很被动的，官员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太有主动性。“在霍山这几年，我们在扶贫方面的确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让他们明白一个规则——一切东西都不是免费的，他们必须先付出才能得到。我们让农民参与到每一个项目中，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他说，这差不多花了4年的时间，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他拿竹农协会举例说，2000年创办时，动员了100户农民参加，项目组出资8万元，每户农民投资100元，产品出口到日本。到2002年7月，协会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5万元。在竹农协会里，农村妇女每月平均能赚到400元，最多的能拿到600元，因此她们根本不愿意外出打工。他说，这个经验计划推广到安徽的其它6个县。
　　在霍山，除了竹农协会外，还有茶农协会、药百合协会等150个协会，并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市场销售渠道。在霍山的3年，查添木也和当地人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逢年过节，他会被邀请到当地的朋友家里一块吃饭。他告诉记者，在霍山，他过得相当愉快，他住在县城里，窗外是一大片竹林，很美。对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他感到有些意外。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的。我只是做我自己想做的，而且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等这个项目结束后，查添木说他会停下来写点儿东西，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变化。他觉得在中国的这些年，不管是大中国还是小霍山，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外国人，除了为中国农民做点什么，他还想把亲眼看到的中国的变化告诉世界上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