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耿忠心昭日月 巍巍丰碑矗人间——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耿耿忠心昭日月 巍巍丰碑矗人间
　　——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
　　郭伯雄 曹刚川
　　今年11月26日，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罗荣桓元帅100周年诞辰。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建立丰功伟绩的开国元勋。
　　（一）
　　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青少年时期就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革命。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受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进步报刊的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等运动。1924年7月考入山东青岛大学工科预科，1925年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组织同学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活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7月，在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8月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担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月底率部到江西修水，编入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改编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不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底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时，罗荣桓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特务连党代表，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7个红军连队党代表之一，后又任营和支队党代表，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为筹备会议进行的调查研究和会议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会上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1月，罗荣桓任红四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6月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被正式任命为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红四军的作战指挥，领导政治工作，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1932年3月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入闽作战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漳州等战役。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职务，罗荣桓也受到排挤，先后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武装动员部部长。1933年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翌年9月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1935年9月任红一军团（同月改称陕甘支队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他率先头部队东渡黄河，参加东征战役。后又任红军大学第1科政治委员、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罗荣桓作为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以其坚定的政治品质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红军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任政治委员。在华北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他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领导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1938年秋参加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率部进入山东，担当起在一个战略区内坚持敌后抗战的大任。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山东军民团结一心，艰苦抗战，不断粉碎日寇大规模的进攻，使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对山东的敌后抗战工作给予表扬。1945年6月，罗荣桓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率山东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1947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秋季、冬季等攻势作战，组织领导了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和组建东北二线兵团的工作。1948年8月，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在战役发起前的关键时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先打锦州的作战方针，保证了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境内予以全歼战略意图的实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了战役指挥及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49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他根据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形势任务的要求，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还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战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戴和崇敬。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以此来表达对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对罗荣桓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他“在一生的工作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人民革命军队的作风”。
　　（二）
　　罗荣桓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罗荣桓坚持人民战争思想，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他认为，开展武装斗争，必须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他在领导山东抗日斗争中，把根据地建设与武装斗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针对山东抗战的复杂局面，他提出“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日伪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伪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共同对敌；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依据这六字方针，他在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中，注意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和胶东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时，罗荣桓率大军进入东北。针对国民党增兵抢占东北的严重局势，为使我军站稳脚根，他在1945年12月13日提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指出要争取控制沿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尽快开展创造根据地的工作，并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并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罗荣桓的这些意见，同半个月后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完全一致。
　　罗荣桓善于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战争与作战指导。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用运动战歼敌以粉碎“围剿”的战略主张，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后抗战中，他针对山东根据地建设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反对建立正规化主力兵团打运动战的想法，主张把主力部队和地方基干武装有计划地加以分散，扶助起大量的民兵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他总结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撰写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文章，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他针对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频繁、残酷蚕食和“扫荡”的情况，提出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即当敌人“扫荡”时，不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时，选择空隙打到敌人后方去。山东各根据地普遍运用“翻边战术”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蚕食和“扫荡”，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罗荣桓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军思想，重视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在我军初创时期，他把“扩红”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组织部队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运用政治工作的各种形式吸引和号召青少年参军参战，使红军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成绩突出，受到表扬并获得奖章。敌后抗战中，他组织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在保存和壮大主力部队的同时，积极发展民兵和地方武装力量，使山东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人民自卫武装达数百万人，形成了一支坚持独立自主抗战的雄厚力量。在东北解放战场，他着眼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战略家的眼光，建议并主持组建东北二线兵团，向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负责民兵工作，强调和平时期民兵建设应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从而保证了民兵工作的正确方向。
　　（三）
　　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从担任红军连队党代表到总政治部主任，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他在政治工作上的重要建树，是我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罗荣桓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为我军提出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他一贯认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要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挥对其他工作的保证作用，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把坚持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方法。他重视部队基层建设，强调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连队工作的关键是切实加强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为在红军中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培养发展了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使“支部建在连上”得到落实。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有些干部不会做政治工作、打骂士兵甚至枪毙逃兵的问题，他指导部队上好政治课，过好党、团的组织生活，正确发扬民主，认真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系列建军原则和新的政治工作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去，努力使红军部队肃清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抗战初期，罗荣桓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由于部队改编时一度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以及没有建立党委会，导致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的教训，建议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教育。在艰苦卓绝的山东敌后抗战斗争中，他一手抓军事工作，一手抓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亲自主持召开第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整顿连队政治工作组织和秩序，建立符合分散性游击战争实际的政治工作制度，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使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他指导部队开展了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教育，总结推广了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诉苦运动的经验，引导广大指战员“倒苦水”、“挖苦根”，开展“磨刀杀敌”、“复仇立功”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为解放而战、为人民而战的高昂士气。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他们的经验，使诉苦运动发展成为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重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有人主张学苏军搞“一长制”的错误观点，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不就否定了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吗？不就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和支部建在连上吗？”他主持制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在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和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任务与方法系统地规定下来，使之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法规。他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部队“向文化大进军”工作，全面提高了官兵的文化素质，促进了部队现代化建设。他向中央建议并领导筹建解放军政治学院，亲自兼任院长，为部队培养轮训了大批优秀政工干部。在我军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之际，他及时发现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先后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等文章，强调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不能削弱我军的光荣传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罗荣桓一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和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早在1944年7月，他率先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早已越出一般经验的范畴，而上升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同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学说一样，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需要长期坚持和贯彻。罗荣桓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应提倡实事求是，“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重要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因此他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做法，对“走捷径”、“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等简单化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抵制和批判，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妥当。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对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75年和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时两次指出：“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罗荣桓一贯倡导的科学的学习革命理论的方法，对我们今天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罗荣桓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以身作则的工作精神，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为全党全军同志树立了榜样。
　　罗荣桓坚持真理，勇于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坚持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看风办事。对背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不管来自何方，决不苟同，勇于批评和斗争，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在红军时期打AB团的日子里，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反对滥捕错杀，解救了一批同志。1943年在整风运动中，他从山东的实际出发，正确估量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顶住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左”的做法，使山东的整风运动健康发展。针对林彪宣扬“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左”的一套东西，罗荣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强调指出：“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的胆识。
　　罗荣桓始终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用人公道正派，反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善于团结“五湖四海”的干部一道工作。红军时期，部队经常进行改编、合编、会师、体制变动、领导机构调整等，罗荣桓十分注意维护各单位之间的团结，对外单位调进的干部，主动熟悉，大胆使用，反对只愿意使用自己熟悉的干部的倾向，山东敌后抗战和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一视同仁，站在全局的高度使用干部，搞好干部的交流，促进部队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组建总政机关时，明确指示总政机关的干部要从各大单位抽调，为加强对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打下了基础。他在领导全军评定军衔和授勋工作中，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同志称赞罗荣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说他“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红军时期，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战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干部战士，体现了党的政治工作“无声命令”的作用。走上高层领导岗位后，他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始终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同志都称赞他具有长者风范。他长期抱病工作，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高级领导人，他从不为自己谋任何私利，始终过着十分俭朴的日子。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罗荣桓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先进思想、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是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奋斗，不断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开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