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关于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马·卡马里
讲 师 马·朱努索夫
苏联是一个各社会主义民族友爱相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着六十多个民族，他们的权利完全平等，彼此友爱合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缔造了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苏维埃制度雄强有力的永无穷尽的源泉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乃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欣欣向荣的基础。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苏联境内为数众多的族，是怎样在俄罗斯工人阶级帮助下，消除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并且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的经验，对于好多虽然处在新的特殊条件下但毕竟要走这条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具有很大的兴趣和意义。一
在十月革命以前，沙皇俄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几乎全部工业都分布在中央地区。俄国的亚洲部分，占整个版图的四分之三，但是那里的工业企业的产品，在一九○八年仅占俄国全部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三点五。在东部边疆地区，有一些没有来得及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族。这些族在中亚细亚有：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各族；在北高加索有：卡巴丁、达吉斯坦部族、阿得盖、契尔克斯各族；在西伯利亚有：布略特蒙古、哈卡斯、雅库蒂、阿尔泰各族。这些族大约占俄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生产，比工业生产占优势。像中亚细亚这样的边疆，“一向被强制地充作中央地区所需各种原料的供应地。”（“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卷第五五九页）
东部边疆各族人民主要是务农。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土地集中在当地剥削者手里，这种情况在这里并没有导致以自由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大生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租佃关系颇为发达。农民使用的是原始的生产工具。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前的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
若干族过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从事养畜业，他们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性质。游牧的各族人民还保留着宗法、氏族的生活样式。沙皇政府极力维护这些地区的落后的社会关系。
东部边疆各族尽管在经济和文化上是落后的，但由于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处在一个国家里，所以也逐渐地卷入了全俄的革命运动。带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的当地居民的革命发动，成了俄国革命洪流中的一个支流。被压迫的俄国各族人民，只是在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民族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了一切陈腐的、反动的东西，把各民族的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
社会主义革命一举摧毁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沉重枷锁，给俄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这一革命为各族人民实行自愿的友爱合作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为落后的各族人民越过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了前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俄国边疆各族人民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大家知道，东部边疆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竟如此之低，以致起初连社会主义革命带给他们的那些伟大权利都不能充分享受。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宣布了各族人民完全自由和平等。在消灭民族压迫之后，民族问题并没有从日程上撤消。民族问题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继续存在。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民族问题必须用新的观点来观察，用新的方式来解决。
正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就在于要用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平等来补充他们在法权和政治上的平等。保证各族人民事实上的平等，是共产党民族政策中的根本问题，是使落后的各族人民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条件。
对于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落后的各族人民，需要实行特殊的措施，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俄国共产党人在从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土尔克斯坦等这类落后的国家里所做的实际工作，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条件下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七—二一八页）这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使东方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适应为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封建残余而斗争的任务，必须使这一机关为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消除当地剥削者对群众的影响而努力工作。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曾反对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编造各种成方，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看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本身所拥有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创造性。他天才地预见到，每族人民由于发挥自己的力量，考虑自己的方式和可能性，并利用先进民族的帮助，他们就会创造性地发现这一过渡的道路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二
苏联的经验证明，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其活动中注意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在经济制度、阶级构成、生活上和文化上的特点，只有国家政权机关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行使职权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才能得到巩固。
在从前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地区里，苏维埃是在消灭经济中的封建制残余和克服宗法、氏族生活样式的进程中，是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和发展当地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进程中得到巩固的。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创立和巩固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的国家制度，是巩固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的最可靠的手段。
非俄罗斯民族几乎占了俄国整个人口的一半。为了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必须实行苏维埃自治，在国家管理中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
在实行自治以前，对各民族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进行了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好些边疆民族区的居民几乎个个都是文盲；好多族甚至都没有文字；没有能够帮助苏维埃政权扫除文盲和培养当地干部的民族知识分子。因此，民族自治是随着给当地政权机关培养忠于苏维埃制度的干部这一工作的进展而开展起来的。比如，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土尔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包括现在的中亚细亚几个共和国的领土，即：乌兹别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一部。
由于当地居民出身的民族干部的增多，以及政权机关接近居民的需要，后来就在土尔克斯坦共和国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苏联共产党在为创立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的苏维埃国家制度而斗争时，考虑到他们想拥有为他们所亲近和了解的政权机关的极殷切的愿望。共产党善于灵活运用的各种自治形式（民族区、自治州、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激发了大小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团结了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目的在于巩固苏维埃在当地居民中的威信，逐步地使剥削者在劳动群众中间孤立起来。这种政策和策略的特点，就在于政权机关“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九六页）。首先，是在税收政策、信贷等方面遵循了列宁的这个指示。劳动农民根据切身的经验逐渐地确信，他们从国家得到信贷比向当地剥削者借债有利得多。
共产党对待所谓“回教法庭”的态度，可以当作说明共产党为了在落后各族人民中巩固苏维埃政权而照顾居民觉悟程度的一个例子。“回教法庭”是以宗教道德的规范为指导的。在这里，两个妇女的证词才能顶得上一个男人的证词。由当地剥削者把持的“回教法庭”，是巩固旧道德及宗法生活样式的手段。企图刻不容缓地、立刻取缔“回教法庭”，就会把武器交给当地剥削者手里，便于他们从事欺骗人民的勾当。他们就可能别有用心地扮演起维护“民族习尚”的角色。
因此，苏维埃政权指出，如果居民愿意保存“回教法庭”，就让他们保存好了。并且规定，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找“回教法庭”和苏维埃法庭。
为了使苏维埃法庭接近当地居民，曾经实行了用民族语言履行诉讼手续的作法。并且制定了一项惩罚因固守氏族生活残余（例如因血的复仇而引起的凶杀、多妻制、讨财礼、早婚等等）而犯的罪行的法令。
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剥削阶级的阵地不断削弱，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不断减低，而苏维埃机关的威信却不断地在增长。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去找苏维埃法庭了。“回教法庭”的活动很快就受到了限制，过了一些时候，它们就完全吃不开了。
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在发展苏联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强大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是苏联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最高原则。苏维埃制度给苏联各族人民（无论是大族和小族）开辟了走向经济和文化真正繁荣的道路。
三
正如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好些民族地区遇到了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关系。只有在消灭经济中宗法封建残余的基础上，才能把吸引落后各族人民参加新生活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苏联共产党在东部边疆区进行消灭剥削者的斗争时，曾照顾到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他们拥护苏维埃国家为消灭封建经济所采取的措施的决心。
大家知道，在俄罗斯中央地区，地主和大资本家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被消灭了。但是要在东部边疆区消灭地主经济，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实行土地和水源改革以前，中亚细亚的农民每年向当地地主缴纳的地租，约计二千五百万到二千八百万卢布。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实行了土地和水源改革，这次改革的任务是要消灭经济中的封建制残余。在实行这一改革时也照顾了各地区的特点。比如，费尔干州和塔什干州的商品关系比苏尔汗达里亚州和花拉子模州发达得多，所以这里的土地和水源改革实行得比较早（是在一九二五年），而其它各州，则是在一九二八年实行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具，尝到了革命的果实。这就促使俄罗斯无产阶级同从前落后各族农民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了起来。
农村里封建关系残余的消灭，促进了农业的高涨。
在游牧地区用革命的办法摧毁封建制残余，要困难得多。这里，当地的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影响相当大。他们在保存氏族公社土地使用制的掩护下，霸占了最好的牧场，剥削劳动群众。一九二六年，在哈萨克斯坦从剥削者手里没收的草地约计一百四十万公顷，没收的牧场达一百二十万公顷。大牲畜所有主拥有的牲畜在游牧区达四百多头，在半游牧区达三百多头，在定居区达一百五十多头，他们的牲畜被没收后都分给了雇农和贫农。
个别的大牲畜所有主，利用宗法关系的残余，有意识地挑起各山村牧民之间的敌意，并且依仗他们对劳动群众的影响，来阻碍山村的苏维埃化，并且通过行政手段迁出共和国和州境以外。
无论在游牧区或定居区摧毁封建制残余，都导致了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结构的加强。小商品经济结构也是靠宗法制度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增长起来的。小生产者农民经过合作化的各种形式，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
发展民族地区的工业对于吸引落后的各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分布（工业生产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使得苏联的各州、各共和国（包括民族区在内）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工业以高速度发展的条件下，东方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业也发展得特别快。比如，拿一九四○年大工业的总产量同一九一三年比较，整个苏联几乎增为十二倍，而哈萨克共和国却增为二十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为一百五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国增为三百零八倍。
在民族地区的工业分布中，不仅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而且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大家知道，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民族内部的联盟，而且是民族间的联盟，国际的联盟。事实上也是这样，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以它同从前被压迫和落后的各族农民的联盟，补充和扩大了它同俄罗斯农民的联盟。实践证明，当边疆民族区形成了当地的工人阶级时，这一联盟才更加巩固了。当地的工人阶级，按斯大林的说法，乃是联结俄罗斯工人和民族区劳动农民之间的一座桥梁。
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内的工业，是在最大限度地吸引当地居民参加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哈萨克斯坦在八年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工人总数增为六点七倍，其中哈萨克人出身的工人则增为三十一倍。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共同的事业，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矿产、动力及劳动等资源情况），来实现这项历史性的任务。
农业的集体化对于落后的各族人民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各民族友爱合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落后的各族人民，可以利用工业发达的民族所创造的那种物质技术前提，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苏联的经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苏维埃东方各共和国的农业集体化有好些特点。在这些地区，不仅需要消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关系，而且需要消灭仍然保留着的宗法封建制的因素。这一情况不能不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胜利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东部民族地区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比农业发达的地区慢得多。在这里，广泛流行的是初级形式的集体经济，即土地共耕社。在极北地区的小部族当中，土地共耕社直到三十年代的末期才转为农业劳动组合。
在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完成了游牧、半游牧居民在一定地域上的定居。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转为定居生活方式的劳动群众给了很大的帮助。国家拨给他们贷款、建筑材料等等。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保证了苏联各族人民全面的经济繁荣；现代工业和巨大社会主义农业的建立，保证了苏联各族人民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保证了落后的各族人民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
苏联的经验证明，发展从前被压迫各族的民族文化，克服他们在文化上的落后，就会便于和加快使这些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用当地居民的语文大量出版报纸、杂志、图书，只有在学校里使用本族语言授课，以及在国家机关里用本族语言办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策，才是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最能理解和最感到亲切的。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给没有文字的各族创造文字。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在俄罗斯学者的积极帮助下，已经给苏联的四十八个族制定了文字。
在全国实行文化革命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保证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一九四○年全苏联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比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学年度平均增为四倍。在这一段时间里，哈萨克共和国的学生数增为十点九倍；土库曼共和国增为三十五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为四十七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为七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国增为八百二十二倍。这样算来，哈萨克共和国的国民教育发展速度比全苏联发展的平均速度快二点七倍；土库曼共和国快八点七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快十一点七倍；塔吉克共和国快二百零五点五倍。文化建设的这种高速度，保证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消灭了苏维埃东方各族人民数世纪以来的文化落后状态。
共产党在各共和国和各州内，培养了人数众多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党从当地人中间培养出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他们能够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并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前进。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在落后的各族人民中间实现革命的改造。当地人出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
“苏维埃政权在各边疆的最重要的，而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堡垒”。（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四页）
在民族地区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来反对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因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就企图使这些族丧失消灭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可能性，以及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和粉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吸引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他们同伟大俄罗斯民族及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友谊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的蓬勃增长、国家制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是同伟大俄罗斯民族给予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那种巨大而经常的援助分不开的。俄罗斯民族忠诚地履行了列宁关于必须给落后的各族以全面援助的遗教，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博得了苏联各平等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荣誉。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行为，一致把它称作自己的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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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政权掌握在由伟大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手里时，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能够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让我们拿五个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同相邻的四个东方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来作一番比较。总共不过三十七年以前，苏联的这几个国家同相邻的那几个东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几乎处在同样的水平。但是现在却根本不同了。拥有约一千七百万人口的苏联境内的五个东方国家，在一九五三年生产的电力，比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四个相邻的东方国家多三倍半。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单拿高等学校学生的人数在各共和国居民人口中的比例来看：阿塞拜疆共和国每一百零七人有一个大学生；乌兹别克共和国每一百四十二人有一个大学生；吉尔吉斯共和国每一百五十六人有一个大学生；土库曼共和国每一百六十六人有一个大学生；塔吉克共和国每一百八十八人有一个大学生。同时，伊朗是每三千三百人才有一个大学生；土耳其和埃及是每八百八十三个人才有一个大学生；英国是每五百九十一人才有一个大学生。由此可见，中亚细亚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所达到的高等教育的水平，不仅赶过了附属国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还赶过了像英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主义强国。
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果，是因为有苏维埃的社会制度，是因为有十分关怀苏联各族人民在文化上进步的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里，广泛地帮助和支持从前被压迫的落后的各族人民发展文化。只有在各族人民全面合作的基础上，在他们完全平权、互助（包括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对从前被压迫的落后各族人民的帮助）的基础上，这些族才能越过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保证一切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有飞快的进步，保证他们一往直前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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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境内的东方各族人民在俄罗斯工人阶级兄弟般的援助下，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他们的经验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面前，开辟了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一九一九年，列宁向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指出：“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把旧的帝国主义打破了一个缺口，自己担负起了一个非常困难然而又非常崇高的创造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那末在你们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们面前就摆着一个更伟大和更新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三七—一三八页）
列宁和斯大林曾号召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要在革命地改造社会生活中，创造性地、巧妙地运用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关于从前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光荣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英明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发展的非常丰富的实践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领导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