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社会的血脉——冯并谈副刊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营养社会的血脉
　　——冯并谈副刊
　　徐怀谦／文罗雪村／图
　　有人说副刊是“报屁股”，是风花雪月，有人说副刊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晴雨表；副刊有过昔日的辉煌，也经历过不少低谷。今天的副刊，在报刊结构调整的大潮中正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为此，记者走访了经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艺副刊史》一书的作者冯并同志。
　　记者：从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副刊——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消闲报》诞生起，中国的副刊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发展下来，一脉是“趣味主义”，把副刊的文字看作是“给看官们时时把玩的东西”；另一脉把副刊看作为现实、为人生服务的园地。您所理解的副刊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冯并：副刊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有其独立的天地与阅读功能，也有同报纸相一致的社会传播功能。因此我在《中国文艺副刊史》概论一章中，提出了副刊的报学意义和文学意义两个分析层面。从报学角度来讲，副刊文字和新闻文字见于报纸都是一种传播现象，报纸有什么样的主要功能，副刊就应当有什么样的主要功能。我们完全可以把副刊看作是报纸传播功能的文化延伸，为社会、现实与人生服务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副刊的价值之所在。但从文学角度看，副刊毕竟是报纸中的一个独特单元，有自身的特点和侧重点。要讲文学性，讲可读性甚至趣味性。旧时代副刊的“趣味主义”固然不可取，但不讲趣味和情趣，同样不可取。我认为，我们应当强调文艺副刊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意义与可读性的统一。我们常讲社会主义要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副刊在满足读者的多种文化需求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记者：谈起副刊，人们总会津津乐道于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民国日报·觉悟》和《京报副刊》，除去时代的因素之外，您认为它们成功的原因还有哪些？
　　冯并：四大副刊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创新。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剖析，就会发现在副刊的发展过程中，四大副刊的出现是划时代的，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区别于更早的副刊或者“报屁股”。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解放思想的时期，也是全面创新文化的一个时期。四大副刊的出现不仅适应时代需要，全面推动了理论、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创新活动，而且副刊的形式也在创新活动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四大副刊都没有脱离时代和现实生活，而是植根生活，与时俱进，这是它们成功的另一个经验。第三个原因则是第一流的人才进入副刊，使副刊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相当的编辑水准。
　　记者：在副刊史上，有很多名作家像鲁迅、沈从文、萧乾、柯灵、夏衍、张恨水等都编过副刊；同时还有一大批专职编辑家，像孙伏园、黎烈文、严独鹤等，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副刊编辑应具备哪些素质？
　　冯并：专业或专职编辑家这个概念提得好。很长时间里，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副刊当成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匠，这自然有它的几分道理，但我认为，编辑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种，它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相当的编辑功力。鲁迅、沈从文、萧乾、柯灵、夏衍、张恨水编辑副刊，本身就说明副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附庸”，孙伏园、黎烈文、严独鹤等献身于副刊事业，也说明了编辑同样可以蔚然成家。一个优秀的副刊编辑，最好是文学和学术上的一流专家，即使不能如此，也要有相应的知识底蕴，至少要有批评鉴赏的眼光。当然更重要的一条是思维活跃，要站在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潮头上，像港口的“引水员”一样，引导各种学术、文艺思潮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编辑家们如果有海纳百川的编辑胸怀，又能保持一种风格，就更好了。
　　记者：总结副刊的经验，不能不提鲁迅先生对副刊的贡献，尤其是他的杂文，已成为现代副刊的一个重要品种。您如何评价杂文在副刊史以及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冯并：鲁迅先生对副刊的贡献，特别是对五四时期文艺副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不仅造就一代新文体，而且使杂文成为副刊的一个重要品种。杂文的概念有宽有窄，宽概念，随笔、小品文乃至以议论为主的散文，都可以叫杂文；窄概念，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字文、楷体字。五四时期，随着文体的分化和风格流派的影响，杂文和小品随笔毕竟还有不同之处，像梁实秋的小品多以记叙感怀为主，林语堂的充满幽默，都是当时副刊上的上品，由于文字偏“软”，又不拘一格，自然就名之为小品；《申报·自由谈》上刊登的文章则更多地偏重于议论和思想，直接引出了以议为主的现代杂文体。我认为，宽更有利于创作和出新，窄也会引出许多精彩的议论。无论怎样，杂文小品永远会是副刊的重要品种。进入新时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读者需要的精神食粮是多方面的，因此需要开拓文体、开发品种，提倡多种风格，使杂文在创新意义上得到新的发展。
　　记者：您在《中国文艺副刊史》一书中说：“如果说，报纸的言论新闻是社会的一种交感神经，副刊自可比营养社会的血脉。报纸在传播新闻信息、指导舆论的同时，还得到‘民众图书馆’的美名，副刊至少半有其功。”想想看，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副刊上首发的，像鲁迅的《阿Q正传》和他的杂文，冰心的《寄小读者》，夏衍的《包身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现在，许多优秀的作品却跑到杂志上去了。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副刊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
　　冯并：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出现在过去的副刊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彼时出版条件比不过现在，许多优秀作品很难找到发表的园地，而报纸副刊又处于扩张期，自然成为首选。二是报纸的发行与影响远比期刊大得多，容易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产生广泛共鸣，所以许多作家的作品乐于见诸报端。现在的优秀作品更多地跑到杂志上也不奇怪，一方面是出版事业发展，专业期刊很多；另一方面是品种多长篇也多，副刊承载不了这许多成果。分流是必然的。但这不是说，副刊就无所作为了。问题在于编辑思路和敬业精神。说句直率话，文坛浮躁，编辑也浮躁，编辑上不去，就很难说有什么“名家名品”了。副刊特别是综合性文艺副刊的优势在于精、短和连续性，“多品种、小批量”以及文艺综合性，只要抓住文艺副刊的这些主要特征，再加上敬业与专注，副刊的优势是会重新得到发挥的。
　　记者：最近几年，不少人写文章，说副刊有式微之虞；连很多有副刊传统的大报，副刊的版面越来越少，而像汽车、网络等专刊却纷纷亮相。您如何评价这种报纸的演变？报纸的副刊该如何应对这种演变，或者说副刊是否也面临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冯并：说副刊有式微之虞，是就副刊目前的窘境而言的，但不等于说副刊将要寿终正寝。我看还有许多副刊一直坚持自己的办刊风格，比如《文汇报》，再如《天津日报》的副刊，凝聚了孙犁同志的许多心血，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也不小。诚然，不少新创刊的都市报已经不大重视副刊，但那不一定是正常现象。现在副刊的地盘愈来愈小，是同都市报专业财经报的出现以及把娱乐版视为副刊替代物的倾向有关。这是报刊进入结构调整的一种反映，但主要的问题还在两个方面，一是副刊本身需要创新，不可一成不变拘于原来的概念；二是需要一批新的编辑家们的努力。有些现象如汽车、网络、金融周刊应运而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不能视为副刊的“敌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经济相对发育期里，我国就曾出现许多产业周刊，像《申报》就有许多周刊，但并不影响其副刊《自由谈》的正常发挥。关键是要保证副刊有相当的数量和固定的版面。现在的矛盾正在于报纸的版面数相对固定，多了周刊的地盘就少了副刊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副刊更要研究多出精品，多出名专栏，多培养专栏作家，多培养青年新秀和文学新人，更广泛地吸引读者，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与时俱进的问题。只有这样，副刊才能摆脱困境，重新焕发自己的生命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