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大会上 南尼先生的演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大会上
南尼先生的演说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能够在北京对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的人民新中国的领导人士和干部们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
对于刚才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向我所说的这些友谊的话，我要在这里表示感谢。过去这几年，我能同我们的朋友郭沫若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那些卓越的中国人士一道为保卫和平的事业而工作，自己感到很幸运。我们已经在一起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还要在一起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和人民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参加政权的九个民主党派、所有在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的代表们、知识分子、科学家们和专家们和有男女老少组成的新中国干部们。
我要感谢你们，这不只是因为你们对我个人和我们这几个人招待得无微不至，尤其是因为你们使我们得以荣幸地参加十月一日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六周年的庆祝大会。
对我来说，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是很熟悉的事情了。我的国家是重感情的、热情奔放的国家，它也充满了奔腾的生命力。
但我以前从没看到过像你们国庆节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上，强大的力量和和蔼的情绪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红旗和标志和平的绿旗同时飘扬，人民的精神在花束和歌唱里找到了它最恰当的表现。这不仅是伟大，而且是美丽。在这种美观中，我好像看到了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和新一代的希望联合在一起了，过去和将来，已经完成的巨大革命工作和还须要继续完成而且一定能够完成的工作，都联合在一起了。
谢谢各位中国朋友给我看到这种场面，这是对我上了一课，也使我看到了前途；我必须承认，我们的确有这种需要。如果对革命力量和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没有信心，如果没有组织这种力量的能力，那末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在北京和诸位在一起的短短几天当中，使我最感动也最兴奋的不是革命已获得的各项成就——虽然它是如此重要，而是在你们的领导同志、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都看得出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表达的是：已有成就和还需完成的事业比较起来，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毛主席的一次很友好的谈话中，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与他的名字和他的英勇战友们密切相联的“长征”，现在据他看来，如果和还待完成的“长征”，即是将来要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友好与合作中完成的“长征”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这已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但是，使他们都已经对前途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骄傲，这却更为重要。革命首先就是把个人和社会在一种集体的信心中结合起来。如果我没有看错，中国在革命以后的新事实，就是在六万万中国人民中又重新生出信心。中国人民过去是没有平等地位的，当时一个阶级压迫其他各阶级，人民遭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经常遭受着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这六万万中国人民就是从这种环境中挽救出来的。就是使个人和集体都具有这种信心：相信没有人类不能抗拒的灾害；相信世界要看我们如何建设就成如何形态；相信生命没有什么神秘，大自然没有不可侵犯的秘密；相信通过劳动、科学和组织，一切都可以创造和改变。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劳动人民就根本不算一回事。有了这种信心，劳动人民就成为无所不能。今天在中国，人民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情况就是它的强大力量——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面前，世界帝国主义的阴谋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筹莫展的。
中国革命是内战和反抗侵略战争的产物，它是对和平的一种诺言，也对和平承担了义务。可以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是完成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你们以苏联革命为榜样，吸取了苏联的经验，利用了苏联的援助，在从远方和近处来访问你们的人的眼中看来，你们就是伟大的建设者。你们不但使你们的首都和你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丽，你们还建设了新的城市；你们把像大陆一样广阔的国家工业化起来；你们把沼泽和沙漠变为良田；你们修筑了江河堤坝；你们建筑了公路和铁路；你们增设了许多学校；你们还修复了象征着你们数千年文明的历史建筑物。这样大规模的复兴工业和农业，本身不是你们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类的完全解放。但是，如果不把人类从最大的灾害——战争中解放出来，那末，把人类从穷困和无知中解放出来，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又有何益？
从这种角度看来，目前世界和平的组织情况如何呢？
我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慎重的答复，因为无论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澳洲，所有的人都在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错！近几年来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即使不是在真正的和平组织方面，至少是当人们提出和讨论和平问题以及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在看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一九五○——一九五一年，接触到了国际紧张局势最危急的时候。那时人们问道，朝鲜内战、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招牌在朝鲜进行干涉，而你们以援助朝鲜人民来答复，会不会引起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危机是已经消除了。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可是炮火在三八线上沉默下来了。后来战火又在印度支那燃烧起来。干涉的计划拟定了。有些自称是我们西方文明的捍卫者，甚至提出使用原子弹来对付英雄的越南人民的问题。可是理性终于战胜了这种屠杀狂。印度支那问题还没有获得最后的解决，可是一年多以前，在日内瓦找到一个顾全了双方的折衷办法。纠纷的危机还没有消除，可是走向和平协商和国际仲裁的道路却已经打开了。这就是世界人民所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这就是你们所要求的——你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已经处于领导亚洲复兴的地位。
国际形势的好转，是从朝鲜停战开始的，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开始的，不管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不完善。最近的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议、行将举行的四大国外交部长级会议，只不过是欧洲、美洲和亚洲国家两次谈判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的后果。所谓“日内瓦的精神”也就是协商的精神代替了暴力和实力的精神。
至于现在已经实现的进展，它的重要性是再说也说不完的。当然，我们的世界和平运动并无意于把局势的好转完全归功于自己。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力量也曾为了和平而进行斗争。代表其他利益的力量也曾动员起来寻求一种折衷办法。不过，我们的世界和平运动依然有权利来这样说，并且有权利来这样指出：我们的运动从来没有对和平协商失掉信心。在帝国主义者信赖武力而不信赖谈判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即曾提议朝鲜停战。正当别人还妄想扼杀人民争取解放的意志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即曾提议召开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早在一九五一年，我们的运动已经要求五大国，包括中国在内，举行会议。我们的运动每一次都是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世界和平运动尽管不想把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专利权占为己有，但是它毕竟有权认为世界局势的好转，应当有一部分归功于自己。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始终是信赖各国人民的。这个事业，我们必定要使它彻底完成。那末，我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应该这样说，如果我们还不具体地研讨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抱着坚定的意志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末，大家所说的日内瓦精神就会有削弱和消逝的危险。
这样的问题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和你们特别有关的，而且也是有关你们民族解放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台湾问题。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来说，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点困难也没有的。你们可以等国民党的残余分子把胡子长到膝盖那么长，你们也可以马上来一个直截了当。一切纠纷，一切威胁着和平的危机都是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中国海，把中国的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那一天产生的。在我看来，廓清这种荒谬的现象是和平组织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德国的统一问题。德国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欧洲内部就一天不能恢复平衡。而且，如果不摆脱军事集团互相敌对的政策，德国的统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统一的德国必然应该是一个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不沾染任何实力政策的德国。因此，非但不应该重新武装德国，而且必须把普遍限制军备的事情组织起来。这事情办得越早越好。就目前来说，任何问题也没有比缔结普遍的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公约更加来得迫切的了。
分裂原子是人类征服自然最大的胜利。现在在人类面前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纪元。继蒸气和电气时代之后，出现了原子时代，这个时代已为科学、劳动和生产，打开了无边的远景。然而，原子能虽然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劳动工具，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凶恶的毁灭性武器。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去世前，曾经呼吁大家用必要的勇敢行动来排除使用原子弹和原子武器的危机。他的信徒们，继承他的思想的人们，都已经听到他的呼吁。好几年来，我们的和平运动早就把禁止原子弹和原子武器，作为我们行动纲领的基本之点。任何人和任何政府如果阻挠禁止和销毁原子弹和原子武器，那末他们所背上的责任将是无可比拟地沉重的。
我现在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意大利人都是特别有关的。这就是联合国问题。
当十年前，联合国在旧金山诞生的时候，我们都曾希望它从国际联盟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两次大战中间的一段时期进行工作和不幸失败的历史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教训。可是，联合国却什么也没有汲取到。联合国并没有具备它所必不可少的世界性。世界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大大妨碍了联合国进行工作的可能性。甚至有关它本身组织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如果许多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都没有参加联合国，这个组织怎么能在欧洲完成它的任务呢？
人们故意把接纳新会员国的问题从原来的法律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上去，于是一切都被阻塞了，而现在至少有六个国家已经履行了和约所规定的义务，它们可以立即在联合国中获得席位。这些国家就是意大利、芬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毫不影响目前力量的均衡。由于这个理由，希望在此次纽约召开的本届联合国大会上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说，由于许多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没有参加联合国而使这个组织失去了普遍性，那末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里还有着代表一个已经死亡和埋葬了的制度的中国代表团，这更是一种丑闻。让那些逃到台湾的人在安全理事会里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这一事实是对人类理智的挑衅。这使联合国丧失了一切威信和严肃性。人们可以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憎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就必须面对这一事实。
此外，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结果使资本主义国家比一些已摆脱了和正在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在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上各国人民一致采纳了的万隆会议决议以及五项原则，就是亚非两洲人民给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的一个回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打算保持它们的那些无法维持的立场。
比如，以下的一件事岂不是有些荒谬？有一些国家顽固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忠于过去美国指令执行的封锁禁运，并拒绝和你们建立贸易或文化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可以没有美国的承认，仍然像现在一样向前迈进。
当然，即使你们从莫斯科已得到华盛顿拒绝你们的东西，禁运和封锁仍有可能对中国有不方便之处。但是那些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执行封锁的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才真正遭受到一种愚蠢而又恶劣的政策的后果。
我讲这话时，特别感到难过，因为我的国家，虽然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却属于那些在北京没有外交代表的国家之一。使我来中国的原因之一，除了和你们互相认识之外，就是强调指出我们两国间目前关系的荒谬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继续长久。无论如何，我回到罗马以后将很愿意作见证，说明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只有对意大利和对意大利人民的友谊、对我们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的劳动的重视、对我国问题的谅解；我看到的只是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的愿望，作为根据两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建立商业关系的起点。
假使我现在想找出一句话或一个观念来结束我这篇简短的发言，他只能找到两个字，这两个字在这些欢乐的节日里经常可以听到，那就是：“友谊”。我很希望能够向各位说：我代表所有社会党人表示，我们对你们的友谊和对你们正在完成的工作所抱的同情心，是充分而全面的。我至少可以代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一切欧洲和亚洲忠于我们共同的大师们的理论的社会党人，向各位作这种表示，我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并不只有一条。在每一个国家中，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中出现和实现的，这些条件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里，是由当时当地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发展以及政治民主的进展情况来决定的。但是，不论环境使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方法，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工人阶级的团结具有信心，虽然工人组织数目很多，性质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历史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必须进行一致的斗争，那怕他们不得不分头进军。在这种意义下，你们的革命，你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们的政府，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来，都是一个榜样，一种鼓励和一个原则的鲜明肯定。这个原则就是任何民主运动、社会党的也好，共产党也好，要想取得胜利和长存都必须首先求得团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你们的友谊，也是而且首先是一种积极团结的表现。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让我们之间的团结日益增长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中表现和实现吧。我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们将在一个公正的、和平的人类世界中，在同一终点上相见。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