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燕凌
在粮食“三定”工作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种做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领导骨干同广大农民密切结合，把执行政策变成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其结果是：产购销数字定得确实，购量销量分配得公平，农民的增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工作人员和农民群众都很满意。
一种做法是：不注意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少数工作人员关门计算数目字，把“三定”工作当作单纯的经济任务和技术工作。其结果是：产购销数字定得不合实际，购量销量分配得不合理，农民的思想顾虑很多，工作中形成“顶牛”的局面。
当然，必须坚持和发扬前一种做法，反对和纠正后一种做法。
走群众路线好，不走群众路线不好，这个道理，一般地说，很少有人反对。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走群众路线的人还是不算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有些同志还不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外，主要原因是思想上还有一些故障。不可能依靠群众吗思想故障之一：“做粮食‘三定’工作不可能依靠群众”。
为什么会认为“不可能”呢？主要是把粮食工作当成了同群众利益对立的工作——既是对群众无益的事，是群众不愿意做的事，当然就不可能依靠群众来做了。这样想的同志，还能够列举事实证明他的想法的正确：你们看，不是有许多农民隐瞒生产量、虚报消费量吗？要他们自觉自动，他们偏不肯接受分配的数字，不是“顶”起“牛”来了吗？
因此，这些同志在粮食工作面前，在农民群众面前，感到有些“怯阵”了。他们说：不管粮食“三定”怎么好，凡是“粮”字带头总难搞。放手让群众做，到头来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做的事情，真的会有哪一件是同群众的利益对立的吗？可以斩钉截铁地答复：绝对没有！这种把粮食工作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的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些同志把要求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少数富裕农民的情绪当作了全体农民群众的情绪，把农民的落后的一面看成了农民的全部，而且把这一面看成了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其次，他们光看到了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出力很大，看不到这样做对农民自己的好处，看不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对农民的好处，也忘记了党同农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血肉关系。再其次，他们把过去由于粮食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干部作风上有一些毛病或者阶级敌人进行破坏而造成的某种“紧张”误认为是整个粮食工作、粮食政策有问题，而且不认识“三定”正是改进粮食工作、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办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党的政策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党的政策的。过去粮食工作中发生的某些缺点，正是因为一些同志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而造成的。在“三定”工作中某些农民不愿意说实话，骨干分子有本位主义等毛病，某些地方发生了“顶牛”的现象，也正是一些同志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的结果。
河南辉县南李庄乡的粮食“三定”工作碰到了困难：“定”下来以后，有些农民不肯照数卖。为什么呢？原来是：在这个乡工作的区委的工作人员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们只向群众宣布了一下谁是余粮户，就发了通知书要群众卖粮。很多农民不知道定购是怎么“定”住了，究竟怎样算账算成了余粮户，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要卖更多的粮。因此，有些农户不愿意卖，或者没有卖足数。区委工作人员田树义为了赶快把全乡的购粮工作一齐结束，就把党员团员组成三个组，拿着布袋麻包到没卖够粮食的农户去查粮抬粮。这样做，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河南柘城胡庙村在“三定”评产的时候一度形成了僵局：全村一百六十户一致拉低产量，原因是有一个当过伪军官的史廷方从中煽动；工作人员却不知怎么才好。其实破坏分子之所以敢于公开捣乱呢，也是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发动群众，没有组成积极分子的队伍，群众顾虑很多。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
河南信阳十八里庙乡，在定产时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反复地民主评议，经过了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仔细讨论。按定产计算的结果，依率计购余粮三十七万多斤，大大超过了上级原分配的购粮任务指标，而群众仍感到符合实际，都很满意。中农刘怀银按评定产量计算应卖粮二千多斤；去年产量也是这样，可是他只卖了九百斤。今年定购数字宣布后，他说：“以前我不卖够是担心卖粮没底；今年实行了这办法，我保证按定下来的数字卖够。”河南荥阳县前白杨乡，因为工作人员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农民自动要求修正定得过低的定产和定购指标，全乡今年夏季统购粮食数量比去年实际完成数增加了八千多斤，统销粮食数量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多。陕西咸阳帝王乡，工作组最初问到今年夏田产量的时候，村的工作人员几乎一致说是每亩六、七斗；进一步做了思想发动以后，他们又说是七、八斗；工作继续深入下去，更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们就报出了真实的数目：一石左右。
不需要发动群众吗
思想故障之二：“做粮食‘三定’工作不需要发动群众”。
为什么会认为“不需要”呢？主要是觉得“三定”的办法规定得很清楚很合理，总的统购数字也减少了，完全合乎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既然办法对农民群众这么好，照着做就是了，就不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了。再加上年景好，完成统购任务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还有许多重大工作要做，何必再在粮食工作上费那么大力气。这样想的同志，也能够列举事实证明他的想法的正确：你们看，大部分农民不是欢欣鼓舞地拥护“三定”政策吗？许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是提高了吗？今年夏购任务不是已经完成得比较好了吗？
因此，这些同志觉得“轻松”了。他们说：今年工作好办，有了“三定”办法，算盘一打，不说二话，该购就购，该销就销。两天传达办法，三天计算数字，五天就可以做完。
“三定”办法真的就这么“简便易行”吗？有了好的政策就等于政策已经掌握了群众吗？只是计算几个数目字就可以算是政策的贯彻执行吗？应该肯定地答复：完全不对！“三定”办法是细致的比较科学的办法，要正确地实行这个办法，是无论如何不可把它过分简单化的。数目字的计算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数目字的调查和计算是决不会精确的。数目字是可以表现政策的；但是，它代替不了政策；不正确的数目字，甚至会歪曲政策。并不是有了好的政策，就不必做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了。政策明确、正确，就更便于发动群众；可是，如果不做许多工作使政策变成群众的思想，那政策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在好的政策指导下，具体工作才可能做好；可是，政策也并不能代替具体工作。这些同志忘记了我们还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环境中工作，各个农户的生产条件、生活情况的差别是很大的；忽视了小私有者的、落后的一面同国家计划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忽视了阶级斗争日益深化、阶级敌人正在无孔不入地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漠视了过去部分地区粮食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在一些农民的思想上留下的影响。
我们应当教育群众，我们应当改进工作。
许多农民热烈拥护“三定”政策，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许多地方今年的夏粮征购工作做得更好了，这都是事实。这些情况都不是宣布了政策，发布了办法以后，工作人员坐着不动就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同志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踏实地做了工作的结果。
事实证明，把“三定”当作只要计算一下数目字就可以做好的工作，是不行的。陕西兴平八里乡大部分工作人员，在“三定”工作中日夜忙于填写表册，查算数字，每天熬到深夜，却没有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结果，因为群众顾虑很多，就不可能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因为没有同群众一道做工作，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把数目查算清楚。又如广东乳源县的一个“三定”工作组，到了长江乡以后，只是照例开了几个会照本宣读一下宣传提纲，没有认真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和发动群众；工作组八个人，就有四个人抓住乡长、文书，关起房门算账，算了三天三夜。接着又一连三晚召开基层干部会议，要他们“认账”。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思想不通，怕群众埋怨、怕带头卖粮，不接受工作组计算出来的“方案”。工作组的组长钟伯文就对工作组员们说：“乡的工作人员不当家作主，我们就包起来吧！”他们包办代替地做了好久，才“串连”了二三十个农民，其中有些还是并没有想通的，第一天说“接受任务”了，第二天又说“不能完成”。包办不成，就强迫命令，用大帽子硬压下去：“谁不接受任务就是破坏粮食政策！”这自然要引起群众的不满。工作组入乡闹腾了半个月，还没有让乡的工作人员了解“三定”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当然就更说不上发动全体农民群众了。
群众热烈拥护，也不等于工作中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应当分辨清楚：是一部分积极分子拥护，还是绝大部分农民群众都拥护；是只有余粮户或者只有缺粮户拥护，还是余粮户和缺粮户一致拥护；是只拥护“三定”政策的一部分，还是拥护全部“三定”政策。还要了解：群众虽然拥护政策，遇到了实际问题还是会想不通的；如果实际工作做得不好，群众还是会不满意的。实事证明：许多农民初步把“三定”政策领会了，到实际工作进入定产的时候又疑惑了；他们说：“政策好极了，就看咋做呀！”到定购定销的时候，顾虑又多起来了；甚至一切都评定了以后，到要入库或者要买粮的时候，思想又“回生”了，不肯卖了，或者又要求添加供应量。
在整个“三定”工作过程中，都会有服从国家计划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的思想的斗争。在任何一个环节，忽视思想发动工作，都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这样的思想斗争，是必须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用启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这就是说：为了依靠群众必须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也必须依靠群众。
只有这样，才能把“三定”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三定”工作把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