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决定出路——广州创建文明城市纪实之二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思路决定出路
——广州创建文明城市纪实之二
本报记者 姚斌华 黄幸群
　　过去的4年，是广州城市面貌脱胎换骨的4年，也是广州人思想观念大转变的4年。
　　为什么多年的“脏乱差”现象彻底消失，为什么广州城建投资一夜增加几十倍，为什么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得以破解，为什么广州市民的信心空前上涨？
　　思路决定出路。在城市巨变的背后，是广州人走过的一条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辩证发展之路。
　　从乱摆乱卖“马路经济”盛行到“环境也是生产力”，从小打小闹“遍地开花”到谋求大经济大发展，广州人重新诠释“市场经济”理念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场意识深入人心。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一方面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不少实践探索在全国领先；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误区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最为典型的就是广州的“大排档”。“临街一溜小饭桌，上面撑着塑料棚，店老板临街勤张罗，食客打着赤膊忙吃喝”，成为广州一景。与此呼应的是“马路经济”盛行。其结果之一是垃圾遍地、污水四溢，城市环境“脏乱差”。全市有2000多万平方米违章建筑，许多是“马路经济”的产物，有不少还是街道基层牵头设立的。是拆是留，颇费思量。
　　广州各界对此专门进行了大辩论，不少人担心，那么多的临时市场全部取消，广州经济是否会大幅下滑？个别基层同志跑到市里求情诉苦：“马路经济没有了，就业问题怎么办？街道工作人员的工资谁来出？”不少专家学者则进言：“马路经济”作为一种阶段性的产物，过去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现在已成为广州未来发展的“瓶颈”所在。广州未来的方向是营造好自身环境，实现大经济、大发展。
　　面对纷繁复杂的议论，广州市委、市政府透过现象看本质：广州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广州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只有拥有一个高效舒适的环境，才能更具竞争力。
　　思路一明，出路也就有了。4年时间，广州拆除违章建筑1100多万平方米，拆出来的空地用来建绿地、建公园。“拆违建绿”、“拆墙透绿”、“规划建绿”，广州城市环境大大好转。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有序引导下，通过大力兴建室内市场，引导“马路经济”入室经营，向规范化发展。社区职能由“创收”转为管理、服务，所有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通过财政划拨解决，彻底斩断“马路经济”的根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广州人重新诠释着“市场经济”理念，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政府“包干”到政府引导搞城建，从“捉襟见肘”到“四两拨千斤”，两手并举显威力
　　有人问广州市市长林树森，“4年创建，最难的是什么？”回答是：“找钱最难。”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广州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是因为广州财大气粗。其实不然。人口占全国1／180的广州，每年提供着全国1／20的税收。1997年，广州地方财政才97个亿，除保证日常的办公运作外没有多少余钱。广州城建投入，每年最多也就八九个亿。照此计算，光一条投资概算80多亿元的内环路，就得修上10多年。
　　然而，1998年到2001年4年间，广州的城建投资达到609亿元，比前8个五年计划投资总和的3倍还要多。
　　一夜之间，广州从哪里冒出了这么多钱？
　　广州的“诀窍”是，打破过去城建投资政府“包干”的局面，把“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连成一体，通过“政府主导”让社会资金参与进来，以四两拨动千斤。
　　林树森透露，广州4年拿出600多亿元搞城建，除广东省每年支持10亿元之外，主要“财路”有三条：政府出一点，从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块搞城建；社会投资出一点，通过收费项目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建投资；银行贷一点，与前两项进行配套，专用于可收费项目。以后逐年偿还。
　　如何利用市场杠杆搞城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李卓彬深有体会：遵循经济发展的价值规律，对城建资源进行重新评估和市场化运作。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今天的广州，用地找市场不找市长，取消商品房用地的行政划拨，全市土地收益从以前每年不足10个亿变为2001年的45亿元，以土地收益为资本金、城建资金为抵押、城建项目收费权为条件的“三位一体”城建投融资体系初步建立。在政府不背“包袱”、不给下届政府留“尾巴”的前提下，广州的城市建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从“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到“一顶‘大盖帽’管住所有‘小草帽’”，从“一个市长”到“一个大市长八个‘小市长’”，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见成效
　　城市建设难，管理更难。广州市3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每年数千万流动人口，加上“马路经济”衍生出来的小贩，管理起来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多年来一直难以根治。
　　在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大盖帽”与“小草帽”的故事：过去是“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城市多头管理，工商、税务、环卫十几个部门谁都管，结果谁都管不了。一些城乡结合部和两区交界地，由此成为卫生死角、社会治安盲点。过去广州也搞过不少整治，结果都是“风过草抬头”，收效甚微。
　　问题出在哪里？广州市有关同志说：“关键是城市管理体制的问题，原来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今天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管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釜底抽薪、进行系统化管理”。
　　经过多方探讨、外出取经，广州终于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模式——权力下放、重心下移。即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总体目标，形成“统一领导，块块为主，条条保证，社会监督，依法管理”的综合管理体系。
　　2000多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应运而生，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绿化、工商行政等106项权限授权下放。不管是乱摆乱卖、乱贴乱画、乱停乱放还是乱搭乱建，只要发现，综合执法队都有权处置。过去大家都管，管理却形同虚设；现在“一顶‘大盖帽’管住了所有的‘小草帽’”。
　　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区、街道和居委会的作用，建立各区领导负责制，极大地调动了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各区都暗暗较劲，惟恐自己落后。从过去一个市长管，如今变成“一个大市长、八个‘小市长’”，大家都来管。城市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