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亟待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散兵游勇”如何变成“集团军” [复制链接]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观察

　　面对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亟待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散兵游勇”如何变成“集团军”
　　本报记者 江夏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5天之后，第四届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高层专家论坛便在安徽合肥开幕。
　　走进会场，翻开与会代表名册，前来参加论坛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安徽省涉农厅局、17个市105个县（市、区）分管农业的领导都在听众席上。一打听才知道，安徽把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都请进了论坛的会场。
　　简短的致辞之后，主题报告开讲。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介绍了中央增加农民收入的总体思路和若干具体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分析了当前农村形势和深化农村改革问题。报告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会场上几乎无人走动。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台上端坐的省领导们并没因为工作繁忙点个卯就礼貌地告退。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副省长田维谦等一批省里的领导同志整整听了一上午。
　　几个小小的细节，已经让人感受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这个典型的农业大省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解大局，掌握政策，开阔思路，寻求出路，这也许就是安徽省把农村工作会议代表请进论坛的用意吧！
　　一盘散沙哪来竞争力？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备受关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纵向看，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农产品已经基本做到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需求成为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无论是粮食、棉花，还是蔬菜、瓜果，人们发愁的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生产出来卖不掉，卖不出个好价钱。当人们需要瞄准市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时候，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和日益联成一体的国内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比以前更加尖锐。
　　横向看，加入WTO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已经改变。不仅出口的农产品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且进口的农产品也会逐年增加，国际竞争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展开。竞争双方实力对比非常悬殊。从生产规模上看，北美、澳洲、欧洲、亚洲国家，农民户均占有土地从几百公顷、几十公顷到几公顷，而我国只有0.5公顷左右，生产土地密集型产品，成本必然高于前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抢滩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往往是国外现代化的大农场和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
　　本届论坛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说，在美国，从小麦、谷物、牛肉到葵花子、胡萝卜，几乎每种农产品都有一个行业协会。比如，前不久在上海成立中国总部的美国马铃薯协会，就代表着美国6000多位马铃薯种植者的利益。这类协会通常的工作是科研开发、市场调查、信息发布等，主要作用就是为协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人家是有备而来，有组织而来，相比之下，我们的农户从总体上说，基本上还是单打独斗，一盘散沙。
　　不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我们凭什么去和别人竞争，又靠什么在竞争中取胜？解决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
　　别把组织农民理解得太窄
　　一说把农民组织起来，有些人马上想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想着成立个实体性的组织。其实，这样的理解过于偏狭。
　　农业生产的小规模，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而且在短时间内改变不了。能不能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民创造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遍地开花，已经做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千家万户的农民，按照一家龙头企业要求的品种、规格和时间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你能说龙头企业不是在发挥组织农民、带动农民的作用吗？
　　安徽枞阳县铁铜乡有个蔬菜专业技术协会，协会出面与安庆外贸冷冻厂签订蔬菜产销合同，按合同的要求把菜农组织起来生产无公害蔬菜。龙头企业用不着与一家一户打交道，又有了稳定的货源，农户的利益也有了保证。
　　单家独户的农民和复杂多变的市场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可以是专业协会，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农村的经纪人、运销户，参加这次论坛的安徽省内外60多家产业化龙头企业都在发挥这样的作用，把市场信息传递给农民，又把农民的产品推向市场，使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在无形之中更加理性化、有序化、组织化。
　　专家认为，从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多种途径，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广泛开展“订单农业”，依托专业市场联结农户等。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农民的组织化已有一定基础，但是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竞争要求各个市场主体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农户相比，我国农民更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
　　政府需要转变职能
　　凡是长期研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专家，都对安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用他们的话来说，安徽人民对农村改革的贡献实在太大了，不仅改变历史的“大包干”从此发源，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税费改革也是率先在安徽试点的。
　　安徽省农委主任王立祝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徽已有2.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的依托优势产业，有的依托龙头企业，有的由能人、大户牵头，像黄山市食用菌协会、蒙城县柳林镇的黄牛养殖协会等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即使在省内的12个试点县，这些专业合作组织覆盖面也很有限，参与的农户在10％以下，经济实力薄弱，产业领域不广，还需要在政策上有所创新，遵循规律，尊重群众意愿，进一步探索、发展。
　　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方面，政府应当做点什么？
　　陈锡文说，建立有效的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组织农产品的营销、展示，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都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些也符合WTO绿箱政策的要求。但是，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必须通过农民的组织实现。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不够。
　　几年前，陈锡文去澳洲参加过一个世界农业展望大会。这个会就是政府各部门给农民介绍供需形势、发布政策和价格信息的。会议是开放型的，谁都可以参加，由电视台主持、直播，公布热线电话和传真号码，随时回答提问。这种形式也许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可是那种为农民服务，而且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值得借鉴。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认为，对那些跨区域经营、产业链较长的企业群，应引起更多注意。这些企业群，往往通过经纪人、合作社等各种中介，间接地带动和组织农民，这就形成了较高层次的产业化经营的产业体系。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政策指导，加快培育代表产业上、中、下游企业及农户利益的相关协会，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体系的竞争力，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