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莫忘设“廉关” [复制链接]

第10版(党的建设周刊)
专栏：本期聚焦

　　年关莫忘设“廉关”
本报记者 崔士鑫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这句话不无道理。春节就要到来，在祥和喜庆的气氛中，却不可忽视腐败的阴影：部分人利用春节大搞“钱权交易”，行贿受贿，严重损害了党风，毒化了社会风气。
　　因此，春节在即，有必要再次提醒：年关莫忘设“廉关”。
　　“年关”也是“廉洁关”
　　古有“年关”一说，指穷人过年如过关。而今春节不再是“年关”，然而对许多干部来说，“年关”仍是考验是否廉洁自律的“廉洁关”。近年来，有不少干部因经济问题而走上了犯罪道路，分析他们的犯罪轨迹，许多人贪污受贿的“初犯”和“高峰”都发生在春节期间。
　　徐凤娟，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最初大肆受贿始于1991年春节，当时收了3万元“红包”她还有点惴惴不安。但此后便“虎口”大开。在徐闻工作4年，4个春节都在徐闻度过。倒不是因为她能与民同庆，而是不愿错过“发财”机会：1992年收了15万，1993年收了20万，1994年收了18万。有时春节送礼的人竟然排成了队，她的司机用电话调度指挥，以错开送礼时间。仅过春节一项她就敛财60多万。
　　戚火贵，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初当“一把手”也就是他当上国有西流农场场长时，第一个春节就收受了几十个红包，总计5万多元。从此，不收礼他就感到手心发痒，而且官做大了，春节收的“红包”数目多得他自己也说不清。
　　最近伏法的马向东，自从当上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后，收受下级干部的“红包”也是集中在各种节日，最多的是在春节，往往一个春节下来，就有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年关”也是“廉洁关”，一点都不夸张。
礼尚往来
有“玄机”为什么春节腐败现象如此集中？除了少数贪官有意借机敛财外，更多人是由于节日期间意志薄弱、放松警惕，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抓住了这种心理。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送点年礼已成传统习俗。许多平时对不正之风还有几分抵抗力的干部，这时也有“过节不要扫兴”的心态，思想上放松了反腐倡廉这根弦。有人认为礼尚往来，太较真了没意思；有的认为“一年忙到头，收这一次也没啥”；有人推阻再三，却顶不住进贡者“过年了，一点小意思”等甜言蜜语。于是不少人就抓住这一机会，从送特产到送礼品，从送礼品到送“红包”，档次越来越高，分量越来越重。只要收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一发而不可止。在一片“拜年祝福”声中，一批又一批干部就有可能被拉下水。
河南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其堕落就是从逢年过节收礼品开始的。他在自白书中写道：“过年过节，自己收点同志们送的钱物，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朋友往来，人之常情嘛！”正是这样的“人之常情”，最后使他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因此，这些看似简单的“人之常情”背后，往往隐藏着送礼者种种不良的心机。一名行贿者事发后“总结”说：贿赂也是一门“科学”，贿前要认真思考，抓住“机遇”，春节就是一个“机遇”，要把握住这个“火候”，送礼的理由也要站得住脚……
如此费尽心机送礼、送“红包”，当然不会白送，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从掌权者那里获取实惠，捞得往往是违纪违法的好处。这样一来，春节这个一片祥和的节日，就成了最易滋生和蔓延“权钱交易”的时节。
过好“转变作风年”
怎样防止这种现象？
　　一是“早打招呼，少犯错误”。各级党政机关应尽早向所属干部打好招呼，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出击，提出要求，先在思想上设一道“廉洁关”。要用活生生的反面事例教育干部，让他们绷紧节日反腐倡廉这根弦。二是确立制度、明确责任。要把这方面的行为规范要求和惩处量纪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并作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节前部署，节后检查。三是加强监督，群众参与。虽然一些人可以借拜年之名，掩盖行贿之实，但腐败现象总会有蛛丝马迹。谁来“拜年”、到谁家“拜年”、拿什么“拜年”，群众都心里有数。有的地方要求干部年后要如实填写节日期间上门“拜年”者的详细情况等的“节日期间廉洁自律情况汇报表”，并公开让群众监督，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央提出要把2002年作为“转变作风年”。一年之计在于春，怎样让广大干部过好“廉洁年”，理应成为今年反腐败的第一个重头戏。因此，过年莫忘设“廉关”，“转变作风年”不妨从怎样过好“廉洁年”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