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的危机 [复制链接]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月评

　　“拿来主义”的危机
杨雪
　　落后者与先进者要想缩短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不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大力倡导“拿来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且立竿见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富爸爸穷爸爸》、《哈里·波特》到《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年我国图书市场的几本畅销书都得益于版权引进。我国2000年的版权引进达7300多项，而当年出版的书籍有15万种，除了重印的书外，所出的新书中每10本就有1本是外版书。
　　这些外版书中不乏精品。这些精品对于提高国人的素养、传播优秀的文化功劳卓著。更重要的是在拿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拿来了皮毛，而且领会到其中的精髓，在拥有面包的同时，也掌握了做面包的方法。
　　然而更多的人仅仅将“拿来主义”当成是一种捷径。对于出版业来说，版权引进成效快、周期短、成本低、风险小，一本成功的版权引进书可以迅速提升出版社的实力、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国外优秀图书在中国图书市场的呼风唤雨使出版人对版权贸易趋之若鹜。对于版权输出方来讲，版权输出既开拓了图书市场，传播了文化，又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何乐而不为？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一味贪图拿来主义的速成，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财富、市场乃至我们读者的文化品位都被别人“拿去”了？
　　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全国各大书店电脑书畅销的情景。高额的利润使出版社一哄而上，争相引进外版的电脑书籍，外版书琳琅满目，使国产的原创IT图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一些出版社无法通过引进版权参与竞争，便全方位模仿外版书，从新颖的版式、精美的插图到统一的装帧风格，“全盘西化”，这样的模仿几可以假乱真，靠着“质优价廉”在市场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原创能力并未因此而提高，要想与外版书分庭抗礼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看一看街上的期刊，甚至一些报纸，很多都是西方报刊活脱脱的翻版，恨不得从内容到形式一并搬来。一些不景气的期刊社也正指望着能从国外的期刊中原封不动地“拿来”现成可用的模式，帮助自己摆脱目前的困境。也许在短期内，简单的拿来主义会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社会效益，然而它终究只能是一个阶段的短期行为，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而不是强筋健骨的根本之策。
　　前不久，《中国国家地理》日文版在东京发行，出现了读者争购的热闹景象，这是中国原创期刊第一次完整地落户发达国家。目前我们的出版社已经不再仅仅充当“二传手”，版权贸易方式从传统的“支付版税、合作出版”发展到国外组稿、外商参与选题等本土化的尝试。如外语教育研究出版社已经请外国专家到中国编写适合中国实际又与国际接轨的图书。这种转变说明我们已经能够理智地将拿来主义看作是一个阶梯、一个起点，而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文化的创新永远只能从产生这个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简单拿来的东西可能一时畅销，却难以根深叶茂。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正认识到拿来主义的潜在危机，处在蜕变中的中国出版业、期刊业以及其他行业才能励志图新，破茧化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