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彻地解决了思想问题——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旁听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透彻地解决了思想问题
——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旁听记
黄昔思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召开了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的思想光辉，照亮了广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广东省解放较晚，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得也较晚，因而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较短。第一批二百零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总路线和轰轰烈烈的购粮运动胜利后，以各地最好的互助组为基础建成的。第一批农业合作社的诞生，在农村中树立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同年夏秋间，又建立了第二批社，连前合共一千零四十五个。一九五四年冬和一九五五年春天，发展到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二个（以上均未包括原属广西省管的钦州地区），增加为十三倍多。在这时候，干部和群众建社的积极性都很高，许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原定的建社计划。许多乡村经过多次说服才把建社数目和参加户数压缩下来。在这种令人兴奋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继续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广东省委早在一九五四年就确定在一九五七年把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农户组织到农业合作社里来，这是一个合于要求的总目标。可是在具体步骤上却采取了“先慢后快”、“赶后不赶前”的不恰当的方针，因而今年春天只确定在今冬明春发展到三万个社的计划。今年三、四月间，由于看到了农业合作社存在一些问题，如因集中全力抗旱，把巩固社的工作大部挤掉了，加上听到了一些“反冒进”的风声，这样又使本来就不够大的劲头松了下去，准备只作少量发展，而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巩固为数不多的现有的社上面。这种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保守右倾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省委在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检讨说：“为什么省委对农业合作化大发展不够积极和发生摇摆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农业合作化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所迫切需要的意义认识不足，由于我们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力量估计不足，因而也就是由于我们还不懂得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是一个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运动，它能够和必须通过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来进行的。因此，省委过去虽也提出过要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到一九五七年，社员户数要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比例，但在做法上，却不是如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出的，放手发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尽快地先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中农里的下中农组织到社里面来，而是以所谓‘稳’的作法，来规定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先慢后快，所谓递进发展速度来进行建社的。这种片面强调主观力量，由我们训练多少干部就建多少社，并加以不少‘清规戒律’的限制，生怕出乱子的作法，当然是和今天中央提出的正确方针不相符的。”
今年五月中央指示以后，才开始纠正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摇摆的现象。省委在五月间举行了扩大会议，重新确定了一个发展到四万五千个社的计划，比今年春天所定的增加了半倍。但由于干部思想上还没有透彻地解决问题，虽然认为有可能完成计划，但是足以动摇这个信心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粤西区党委书记张云同志发言时就这样说：“五月会议后，虽然接受了省委分配的发展七千个社的任务，但由于对大发展方针的意义和依据缺乏深刻的、系统的认识，故当时所抱的态度是：省委交下来七千个，就准备发展这样多吧。”有不少区、乡接受建社任务的劲头远不如去年，却是层层要求削减数字，生怕办多出乱子，有些还叫嚷上头是“主观主义”、“冒进”。所谓“发展容易巩固难”的错误论调十分风行。对现有社所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加以夸大，不进行具体分析。例如，今年早造稻因为灾害严重，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减了产。可是人们没有明确地看到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增产和保产，少数减了产的社也比社外农民减得少，加上副业收入较多，社员得以安度灾荒，这正是农业合作社优越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又如，有些干部看到农业合作社出现社员退社的现象，情绪十分紧张，没有冷静地去分析退的数目多不多，退的是哪些人和为什么要退。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全省统计，退社的户数总共占入社农户总数的千分之七点七，其中大多数是富裕农民。富裕农民这种对合作化的动摇性是可以理解的。贫农和下中农则不同，他们要求入社的热情一直很高，而有人却把这种积极性看作是“假象”、“盲目性”、“随大流”，因而不仅不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反而给以压抑。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在会上说：“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却没有积极地领导他们，而是用各种办法去限制他们：不准办大，不准办多，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农民的回答是：不准办一百户我办九十九户，不准办五十户我办四十九户。不准多办社，我办‘合产组’（实际上是自发社）。结果全县出现了‘合产组’共一千二百四十一个。”在这期间，党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显得软弱无力；并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对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不敢宣传了，对抵抗合作化的思想不敢批判了，对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谣言也不敢驳斥了。过去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打倒地主”、“消灭封建阶级”的口号叫得很响亮。现在要进行比之土地改革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反而是“墙头冷落标语稀”。报刊对合作化的宣传也时断时续，零碎片断。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削弱下去，资本主义自发论调就必然要扩展起来。在思想战线上的这种状况，显然大大不利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证明，五月会议还没有从思想上透彻地解决问题，领导仍然落在运动后头。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学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才深刻地认识到在国家正向社会主义工业化飞速前进的时候，决不能让农业合作化以爬行的速度来发展；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辨明农村中哪些人对合作化表现积极，哪些人对合作化表现动摇；大家才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分清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分清事物的主流方面和非主流方面；大家才深刻地认识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是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在最近的三几年内都要分批地涌进农业合作社，挫折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十分错误的；大家才深刻地认识到合作化运动必定要形成一个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因而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领导，在放手发动群众运动中造就人材，增长经验，“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经过了第二次党的代表会议，广东全省党组织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思想武装。
这次党代表会议举行的时候，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口号才开始在传播，广大农民就把它当作一个大喜讯来奔走相告。农民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将汇集成一道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巨流，改变农村的整个面貌。各地代表们在发言中纷纷举出了这些动人的情景。例如在廉江县，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消息一经传播，干部和群众的热情便大大提高了。工作较落后的水垌乡里，即有十二个互助组组成了联合组，有八个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已散伙的互助组有八个恢复起来，另外还新成立了六个互助组。谭福乡车水村六十户农民听到大发展消息后，即有三十多户签名要求入社。各乡召开传达合作化问题的会议的时候，到会人数特别多。大塘乡开会后的第二天，天还未亮，就有四个互助组的组员找支部书记要求办社。风稍乡开会后的第二天，乡干部就发动了七百多个农民到田里拔“标葱”（受虫害的禾苗），大家说，搞好生产参加合作社。新屋仔乡互助组组长黄国球说：“谁知道我心里发急呢？只有毛主席知道。办了一年临时组，又办了两年常年组，还不准转社，怎行呢！”这些话正代表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呼声。省委在报告中指出：凡是关系到群众自己迫切利益的事情，群众总是容易接受并行动起来的，怎能说广东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要求会比老区差些呢？怀疑群众觉悟程度不高的思想是缺乏阶级分析的结果。至于认为广东省解放较晚，干部经验不足，从而怀疑农业合作社不能大发展，也是没有根据的。会议指出：广东省党的力量已大有发展，现在农村中已有近十万共产党员，已在百分之七十五的乡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农村中的党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了社，百分之四十五参加了互助组，其中的半数已成为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骨干。青年团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自去年以来，学会办社的党支部已有八千个，尤其重要的是：经验是从实践当中取得的，放手开展群众运动才能大量培养干部，造就人材，才能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干部来。因此，会议认为：广东省党的组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完全有力量去开展一个大规模群众性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在透彻地解决了思想问题后，会议最后认为：省委在八月间所确定的发展到七万个社的计划是过低的，会后省委接受大家意见修改原来发展社的计划增加为八万五千个社。照会议反映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形看来，修改后的计划是保证能够胜利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