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看定南 [复制链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公车改革看定南
　　余清楚 蔡秋梅
岁末年初，江西省定南县的干部下乡，要么骑自行车，要么骑摩托，有的就干脆步行。过去那种公车下乡时的“来时是酒仙、走时一溜烟”现象大大减少。定南县委书记胡伦贵告诉记者，要搞好干群关系，要反腐倡廉，公车改革势在必行。那定南人又是如何抓车改的呢？
问题丛生弊端多
定南县是江西省南端的山区小县，人口不足20万，1999年全县财政收入5206万元，2000年为6000万元，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务用车的支出：1999年该县71辆公务用车费用达283万元，加上司机工资、车辆折旧和购置新车（这三项一年计200万元以上），合计费用达483万元，占财政收入的9.3％，2000年上半年车改以前，公务用车费用达143万元。
造成公务用车费用巨大的主要原因是公车私用比较普遍。部分单位负责人将公车视为私车，不但上班时使用，工余时间也随时调用；有些单位副职也瞅空用公车办私事，有的甚至利用公车外出旅游。1999年“五一”长假期间，县廉政办对公车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有35辆公车外出，其中无正当理由外出的有21辆；部分司机更是人不离车，车不离人，连剃头、吃早餐等几步之遥的场所也要开车去，有的甚至将车停在家里，供家人随时使用。公家出车钱，个人办私事，自然加大了公车费用支出。
“寄生”在公车上的腐败现象也不可小视。有些单位负责人豪气冲天，单位与单位之间正常公务往来，他们偏要互相请吃，以显示够朋友、讲情义，违规吃请多了，纪检部门又查得紧，发票往哪里报？有些单位心思就用到了公车上。有的单位用公款送礼，发票也往公车上贴，司机想捞外快，劲也往公车上使……公车成了一个无底的漏洞。据纪检部门调查，该县有个单位买回新车不足2年，“修理费”一项就高达18.7万元，够买一辆新车了。有个单位更是绝，单位仅一辆公车，一年光轮胎就“买”了18个。还有个别司机，用虚假发票套取现金，如此这般，导致公车跑的花钱，不跑的钱同样如流水般外出。
公务用车货币化
以县委书记胡伦贵为首的四套班子成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路。陕西咸阳秦都区对公车改革和使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2000年初，该县组团参观学习。大庆公车改革，该县也派人向他们取经。同时，该县还对公车改革进行大宣传、大讨论，从2000年初至2000年7月，该县廉政办共举办干部职工代表大会7次，参与讨论人数达300多人次，形成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147条。在充分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后，2000年6月，该县制定了《定南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并于2000年7月1日实施。
《方案》恪守一条原则：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压缩财政支出，取消公务用车，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从县委办、政府办、人大等单位抽调15辆车，成立公务用车出租公司，公司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管理，原有的公务用车一律拍卖。公车拍卖，随着成交的声声槌响，吹响了公车改革的号角。公务用车取消后，按职务高低和工作量大小兼顾职工福利，发放一定数量的交通补助费，补助限县城城区乘车费用，下乡及出差凭据报销。这相当于取消了5％的人的特权，让100％的人受益。
为保证《方案》实行，该县要求县直单位做到“四不准”，即不准到下属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交通费用；不准到公检法等特殊部门借用公车；不准拖欠或不缴个人应支付的车费；不准因节省交通费而影响正常的公务活动。
一年之后看效果
说起车改，该县历市镇杨梅村农民钟源清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干部下乡，总是坐在车上，在马路边看一看，瞧一瞧，作风飘浮。而今，他们都骑摩托车或走路，下到农田果园，与我们面对面交谈，了解我们所求、所想，人走近了，心也近了。”
一位经常下乡的县委干部认为，过去，有的干部把坐公车下乡看成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现在公车改革，“革”掉的不仅是领导的“坐骑”，更重要的是，“革”掉了一些干部的“官爷”作风。
县廉政办主任胡大盛，用一组数字说明车改效应的明显：“公车改革，遏制了腐败，转变了干部工作作风。2000年全县受理有关干群关系的群众信访案件124起（次），查处案件25件（次）。2001年，受理群众信访仅12起。2001年，全县全年发放交通补贴106.6万元，报销租车费1.6万元，报销燃料费1.4万元，比2000年节省近200万元。”
编后
定南的公车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公车使用方式，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出的有益探索。这项改革，无论是从取得的经济效果还是社会效果上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全国有3000多个县市区，如果每个县市区都能像定南那样依据实际抓好车改，那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显著的社会效益。车改非小事，早改早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