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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整党工作和整社工作结合进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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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5-10-22
第3版()
专栏:

把整党工作和整社工作结合进行
中共唐山地委书记 周振华 中共昌黎县委书记 吕剑飞
各地都有不少所谓“三类”社。这些“三类”社的生产是不好的。但是只要经过认真的整顿,这些社就可以变成为“二类”社或“一类”社。这些社的不好,同当地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整社同时就要整党,把整社和整党工作相结合进行。
河北省昌黎县虹桥乡沈庄虹光第五社,就是一个“三类”社。今年五月,中共唐山地委和昌黎县委联合组织的工作组到沈庄整社的时候,正是虹光第五社社员思想和社里的生产极度混乱时期。五十户社员有三十八户要求退社,占全社户数的百分之八十。正副社主任离心离德,有事就互相推诿。社里的窝工现象非常严重,全年本来计划用六千五百个工,到五月中旬已用了三千多个工,其中显然浪费掉的有八百多个工。每次下地集合就耗费一个钟头,社员反映是“上工夫市”、“老三点”(晚来点、多歇点、早走点)。社员到地里犁破地皮就撒种,缺苗的情况很严重,有一块六亩的玉米地缺苗竟达百分之六十。这种情况说明这个社的组织已呈现着严重的解体状态。
工作组从多方面了解了情况,发现造成这个社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支部领导干部对于社里的非党干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这个社不仅没有领导,并且纵容个别党员在社内争权夺利,制造纠纷。去年秋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虹桥乡总支副书记赵维恩想“出人一头”,就三番五次硬动员群众,在沈庄建立了一个一百五十四户的大社,因为条件还不够,这个大社没有被批准。大社解散以后,分建了三个社。赵维恩领导一个、非党干部刘庆和沈庄的分支部书记齐印明共同领导了一个。不久,赵维恩所领导的社户数越来越少,最后剩下十四户。而刘庆领导的社(虹光第五社)却巩固下来了,并在生产工作上有很大成绩。赵维恩就有些忌妒,加上赵维恩办大社的时候,刘庆没有积极支持。于是赵维恩对刘庆领导的社不加以领导,采取“看热闹”、“看笑话”的态度。分支部书记齐印明因为自己没有被选为主任,对刘庆有些不满,故意同刘庆为难,甚至争权夺利。在赵维恩和齐印明二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村分支部不仅没有研究过一次如何加强社的领导的问题,反而一再讨论撤销刘庆所担任的村主任和合作社主任职务的问题。分支部的这些意见给刘庆知道了,他的工作情绪也就消沉下来。刘庆过去曾给地主、富农扛了几十年活,土地改革后翻了身,当了几年村主任,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大部分社员说:“如果社要垮台,我们就跟刘庆去搞小社。”赵维恩、齐印明这样打击和排挤刘庆,就脱离了群众。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首先协助合作社安排生产,稳定社员情绪。当工作组在合作社里提出先搞生产的时候,社员却要求“先解决问题,再搞生产”。为什么社员这样要求呢?这一方面表现出社员对搞好这个社没信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社员怀疑工作组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工作组向社员表明态度:既要搞好生产,又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生产,问题不解决工作组不离村。这样才使社员放下了心,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接着就把急需做的活计——栽白薯、种花生、耪地、补苗作了具体安排,马上展开生产活动。一个下午,就栽了四万棵白薯秧,比过去快了一倍,还播种了十亩花生。
工作组接着决定先整党后整社。工作组刚到这村的时候,赵维恩和齐印明对一切问题避而不谈,齐印明并欺骗工作组说:“我和刘庆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企图把问题蒙混过去。但在第一次分支部委员会上,赵维恩、齐印明和其他分支委员却一致反映刘庆同党闹对立,破坏党的威信。对支部本身的错误,则丝毫不谈。会后,工作组的同志同赵维恩、齐印明连续作了六、七次个别谈话。第一次谈话,工作组的同志先从社里的地为什么不如单干户的地整理得好、为什么有三十八户要退社等问题谈起,引导赵维恩、齐印明把问题提出来。开始赵维恩、齐印明二人只是一般地谈谈,赵说自己对社检查帮助得少,齐说自己生产没有经验。谈到最后,齐才说出一些真心话。他说,他因为别的村的支部书记都被选为正主任,而自己却被选为副主任,心里不高兴,就不愿好好工作。赵维恩态度没变化,并且在这次谈话以后,对工作组有些顾虑,以为这是专门来整他的,所以他很注意工作组的活动。在第二次谈话中,工作组就光同赵维恩谈。工作组先肯定赵过去的工作成绩,然后引导赵分析支部工作中的问题。赵维恩开始承认他有搞大社“露一手”的思想,办大社虽然县里不批准,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刘庆拆他的台。接着工作组又找齐印明个别谈了一次,经启发后,齐就把自己自私自利、在社里占便宜的错误谈出来了。
经过几次谈话,赵维恩和齐印明都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些认识,但是对刘庆仍有很深的成见,总说刘庆不好。工作组再次找赵维恩、齐印明谈话,着重解决这个问题。从刘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谈起,联系检查了赵和齐对刘的错误态度,最后赵维恩、齐印明承认:错误不在刘身上,在自己;即或刘有些缺点,作为一个党员也应当有个正确的对待态度。在一切问题都摆出来,并且对问题有了初步认识之后,工作组又帮助赵维恩、齐印明进一步分析、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说明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应该采取的态度,决定赵维恩、齐印明在党内党外作检讨。
第二次支部委员扩大会上,赵维恩和齐印明检讨了向非党干部闹宗派主义等错误,其他有相同情绪的党员也作了检讨。党内思想统一后,就召开了社员大会,齐印明在会上公开检讨了自己在社里占便宜,把自己土地产量定得高,肥料作价作得高等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检讨了同刘庆闹不团结、争权夺利的错误。齐印明坦白诚恳的检讨出乎社员的意料。虽然赵维恩顾及自己情面,在这次会上检讨得不够深刻,但是社员们反映仍是很好,大家说:主任们的不和解决了,就去了一块心病,今后搞好社没问题了。
由于首先解决了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不团结的问题,社内的其他问题也顺利解决了。这里得出一个经验:如果工作组一来就偏听党员干部一面之词,满足于了解到的表面现象,只解决一些枝节问题,而不能挖掉病根,合作社仍然是不能巩固的。
关键性问题解决之后,工作组就帮助党分支部解决虹光第五社内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首先,通过社里窝工的严重事实,向社员说明实行包工的好处,在社员同意的基础上实行了“常年包工”和队内“临时包工”。当时,社干部和社员中还有人说:工包到队就很好了,队再包到组是白费事,等等,经过工作组帮助大家算了细账,绝大多数的社员都拥护这些制度。这样不仅完全解决了窝工问题,而且防止了在农活包到队后可能产生的重量轻质等问题。接着又整顿了财务制度。这个合作社建立后,财务方面虽然规定了一些简单制度,但是执行不严,有的流于形式,因而财务混乱,社员不安。如吴国成的账上就一连错了四笔,吴很不满,说:“为啥连着在我这睁眼瞎子的账上错呢!”另外,社里饲料不少,可是牲口喂得很瘦弱;保管工作没人负责,常常丢失家具。社员反映:“这不像个社,是个破大户。”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帮助社里建立了凭单据下账制度、审批制度、预决算制度、保管专人负责制度、账目日清月结制度、会计包干制度、牲畜饲养制度,解决了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问题。
合作社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多数社员情绪稳定了,这时才来着手解决退社的问题(这时,只有四户中农要求退社)。工作组协助社干部向这四户中农反复地热情地而又耐心地作了个别谈话,并帮助这些户算了入社和单干收入对比的账,这样有三户就决定不退社了,并且积极参加了生产。中农刘文还是要退社。工作组、党分支部和社干部研究后,允许刘文退社。可是,经过详细地算了退社账以后,刘文突然说:“我不退社了,把我没折价的二亩麦子也入账吧,无论如何我也不退社了。”刘文为什么这样突然转变呢?因为过去他总顾虑在社内吃亏,这次一算退社账他有了底。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今年能做二百个劳动日,十九亩地应摊一百七十个,折算起来,比单干还多三十个劳动日,这比我单干合算得多。”
由于解决了上述问题,沈庄虹光第五社出现了新气象,社员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社员们都说:咱社变了样子,这样干下去才能增产,才能增加收入。
为了推广虹光第五社的整社经验,从而提高党的基层干部的办社能力,工作组还召开了附近六个乡、二十九个村的一百二十八个社中的党员会议。会上,由齐印明介绍了沈庄整党和整社结合进行的经验,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这对到会干部的教育作用很大。会后各乡、村党支部,都领导着党员和社员在党内、社内会议上讨论了这一经验,有同样缺点、错误的乡、村,立即纠正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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