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的“大方”与“苛刻”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周刊)
专栏：品书札记

　　许广平的“大方”与“苛刻”
　　张同平
　　我的面前摆放着新近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我不知是多少次拿起这本书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以丰富而鲜为人知的史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形象，同时也使我洞悉了他的母亲———许广平平凡而崇高的品格。
　　周海婴是从吃、穿、住、行等生活小事入手写鲁迅的，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与之相依为命三十九年的母亲许广平。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却找不出一句对许广平的溢美之词。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抱怨和嗔怪。正是在儿子这种无意识的“不满”中，更加凸现出母亲的难能可贵，把一位当代知识女性的美好心灵展示在人们面前。
　　让我们来看看许广平是如何对待鲁迅遗产的吧。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留下了大量的遗物、书信和手稿，在北京八道湾和西三条还置有房产，但解放后，许广平悉数捐给了国家，不仅分文未取，而且任何手续和证明都没要。建国初期，她将鲁迅数目不小的版税款，以救灾、抗美援朝、支助妇联等各种名义全部捐给有关组织。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鲁迅生前曾亲笔抄录《两地书》，并指定由儿子长大后留作纪念。可是，连这唯一的字幅，也被许广平无偿捐了出去。从1950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鲁迅著作，要付给周家一笔应得的稿酬，可她却两次写信坚持要求捐献，无论怎么做工作都坚辞不收。有关部门只好按周总理指示，以她的名义存入银行，她至死都未动用过一分一毫。
　　并非她富得到了可以对巨额稿酬忽略不计的程度，其实她的开支也不小，很需要钱用。她除了负担全家人的生活之需，还自掏腰包给国家配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发工资，去世时仅留给儿子写鲁迅回忆录所得的微薄稿费，以致后来周海婴一家几人得了重病，生活处于绝境，被周总理发现后再次作出批示，才不得已从过去的存款中取出一点，解了救命之急。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鲁迅和许广平的后代，生活肯定是富裕无忧的。但哪里知道，他们和普通人家一样，过得是这样的不易，这样的艰难。事实上，用一些人的眼光看，他们靠着鲁迅的遗产，完全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是可以步及“富翁”行列的。然而，许广平毅然地放弃了优越的条件，使她的后人成为自食其力的贫困一族，真正实现了鲁迅“能过活就行了”的遗愿。
　　许广平每次捐款捐物，都怀着激动甚至虔诚的心情。她为何对国家这般大方，而对自己的家人却近乎苛刻和不近人情？是为出名还是一时冲动？从书中得知，她是为了报恩，报党和人民的知遇之恩。
　　新中国成立后，党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又委她以重任，给她以一定的待遇。置身于方兴未艾的建国热潮之中，许广平犹如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深深地感到，在到处洒满阳光的新时代，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计无需犯愁了，也不必为身后儿孙们担心什么。而鲁迅属于人民，应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人民。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就是“奉献、奉献、再奉献”。
　　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心底涌出几多感慨。看得出，许广平是非常知足的，总是唯恐得到太多，而做事太少、贡献不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一片爱心。她的确没有为她的后代留下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却弘扬了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民族精神，这难道不比金钱更为宝贵？对于她的家人来说，又何尝不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呢！
　　我想，她的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之举，这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报恩”情结，不应当只是五六十年代人们所特有的选择、特有的感情。在物欲横流、一些人削尖脑袋争权夺利的今天，同样十分需要身体力行。面对逝去的许广平，我们确有必要来一番心灵的拷问和人生的思考，那就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钱财，怎样摆正个人与集体的位置，怎样更有意义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