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生死存亡话标准——电信专家的技术标准战略观 [复制链接]

第7版(电脑·网络·通信)
专栏：本期聚焦

　　移动通信：生死存亡话标准
——电信专家的技术标准战略观
本报记者杨健就在TD—SCDMA（时分双工同步码分多址，由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准”）的发展一步步逼近目标的时候，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大唐电信公司董事长周寰却忧心忡忡。
4年前，周寰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在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提出一项国际标准，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反对，这时候，周寰紧张过；
依靠几项核心技术，要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构建一套完整的国际标准，这在国际电信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这时候，周寰紧张过；
面对欧美信息技术强国的围追堵截，崭露头角的“中国标准”险些夭折，这时候，周寰紧张过。
但周寰没有绝望，“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运营商支持我们，研究部门、大学、标准化组织支持我们，有这样强大的后盾，怎样的困难不能克服？”
如今，TD—SCDMA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的三大标准之一，不久前的现场演示又获得空前成功。正当举杯痛饮时，周寰怎么也得意不起来：“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
“中国标准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当然是一项巨大的胜利，但还不是实质性的胜利。如果‘中国标准’不能迅速产业化，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从前的努力就可能付之东流，”周寰毫不掩饰心中的焦虑：“在产业化的道路上，‘中国标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向旧格局宣战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见到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智能天线和无线用户环路系统。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电信科技研究院在此基础上发明的SCDMA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让周寰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开发的这套技术，将在中国百年通信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1998年3月，经过反复酝酿，征得信息产业部领导的积极支持，周寰等人决定，由大唐电信公司（电信科技研究院改制后成立的企业）以已有技术为基础，代表中国向国际电联提交一项候选方案。此时，距离国际电联在世界范围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截止日期只剩下3个月。
这是一项让许多人难以置信的举动。直到方案提交上去之后，还有不少外国人打电话过来要求“辟谣”。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只配在国际会议上当“3S（Smile——微笑，Silence——沉默，Sleep——打瞌睡）代表”，要在如此先进的领域中确立自己的标准，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这一次中国人是动真格的。“中国标准”在向一个由西方统治了上百年的通信标准旧格局发起挑战，自然也面临着这种旧格局下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等到“中国标准”在技术上的优越性真正体现出来之后，欧美大公司的态度立刻由怀疑化为了敌视，企图将这一技术标准扼杀在摇篮之中。在种种刁难和打击面前，中国代表的立场异常坚定：即使国际电联“枪毙”“中国标准”，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中国标准。中国政府理应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人赢得了这场较量的胜利。2000年5月5日，国际电联正式采纳TD—SCDMA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要标准之一。
实力悬殊的对抗
标准的确立，仅仅意味着竞争的开始。
目前的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最具市场前景的标准有3个：中国的TD—SCDMA、欧日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究竟采用哪个标准，决定了上万亿元资金的流向。
“移动通信的第一代是模拟技术，我们完全没有机会，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都是买来的，一部‘大砖头’手机最贵卖到5.6万元，至少2500亿元流进了国外公司的腰包。”周寰谈及此事，不胜感慨。
“第二代的GSM和窄带CDMA，我们又搭进去数千亿元，虽然中后期在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直到2000年，国产手机、基站、移动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也只有5％、4％和9％。而一旦采用‘中国标准’，我们将带动一个上万亿元产值的产业。依照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机遇，在今后20年内将很难重现。”也正因如此，国外公司直到今天也没有放弃对“中国标准”的围剿。
“‘中国标准’不成熟，我们的技术才是真正成熟的技术，”有人信誓旦旦。但在前不久信息产业部的检测中，接受检测的产品无一成熟。
“我们的标准便于从现有的GSM与CDMA平滑过渡，”有人言之凿凿。事实上，“中国标准”的后向兼容性，不亚于其他两大标准。
“我们是多厂家供货啊，哪像‘中国标准’，集中在大唐一家手中，技术和市场风险太大，”有人危言耸听。“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完全开放技术和标准，联合了包括西门子、飞利浦、LG、德州仪器、诺基亚、爱立信、中国普天等在内的大批国内外公司，共同推动‘中国标准’的发展。”
然而，这的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国标准”的对手加起来，其产值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的GDP。周寰们时时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剑气”所包围，无论往哪儿打，都感到令人窒息的重压。
决不只是技术的争夺
正像“中国标准”的突破不只是技术上的突破一样，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争夺也决不是采用何种技术制式的局部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周寰认为，在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尚且如此，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企业力量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在第一套GSM规范发布的4年之前，GSM计划就得到了欧洲委员会的认可。在市场开拓和频带利用方面，欧盟给予了GSM极大的政策支持。美国为了扭转在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技术起步阶段的落后局面，不惜动用大量资源，在经费和频率分配等方面给予本国技术的支持，与欧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有这些支持，CDMA才得以在北美地区成为主导标准，并向南美和亚太地区迅速扩展。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我们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行事。但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也要分析，要研究，要用好用足。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也要学会用新的方法扶持我国产业的发展。”周寰说，“只有超越企业的利益，站在国家的高度来看待标准战略，我们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在技术标准的舞台上和生死存亡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