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原涌春潮——甘肃省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纪实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深入开展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陇原涌春潮
——甘肃省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王方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犹如春潮涌动，给陇原带来扑面新风。一年多来的“学教”活动，使甘肃农村出现了百业兴、民心顺、人气旺的崭新气象。
　　“三问”让村干部找出了差距，找到了工作突破口
　　甘肃各地把学教活动与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整顿、帮教、调整“软、散、懒”村级领导班子的同时，创造性地对村干部进行“三问”教育，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问”源于平凉市土坝村。土坝村地处城郊，近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但群众的收入上去了，干群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在“学教”活动中，村干部提出了“三问”：为什么村民装上电话了，干部用上手机了，交通工具也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为什么干部文化程度由小学提高到高中了，却越来越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为什么群众生活富裕了，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对干部的意见却越来越多了？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村干部认真反思，终于找到了答案：对群众的感情淡漠了，工作作风出问题了。
　　“三问”让村干部找出了差距，也找到了工作突破口。他们先后投资120多万元，修公路、建校舍、改梯田、排污水、搞喷灌，把一件件实事办在了群众心坎上，重新赢得了群众信任。在“学教”活动民主测评中，群众对村两委班子的满意率达100％，对干部个人的满意率达82％以上。
　　甘肃省及时总结推广了土坝村“三问”的做法，全省基层干部在提出、回答、解决“三问”的过程中升华了思想，提高了素质。通过学习教育，一些同志纷纷表示要努力工作，不负众望。永昌县城关镇金川东村党支部书记赵德福说：“过去我认为，村上的干部，官再大也是个农民，凭现在的水平和能力，应付工作没啥问题。但通过学习，觉得离‘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这次学习让我终身难忘。”
　　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2001年底，甘肃省委、省政府从省、地、县、乡机关抽调2.5万名干部下基层帮助工作。根据省委“每个干部要访谈10个农户，在农户家住10天，为农户办10件实事”的要求，他们打起背包，自带炊具，来到田间地头，来到农民家中。
　　学习“三个代表”，贵在实践，多为群众办实事。他们从群众最盼、最缺、最怕、最怨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困难。临洮县何家山乡27名机关干部带头种植百合70多亩。在他们带动下，全乡百合种植面积达5100多亩，形成了新的支柱产业。合水县委抽调35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走村入户，印发材料3.6万多份，教农民算效益对比账：一亩草可养15只羊，可挣3000多元，相当于3亩棉花的收入。农民的观念变了，一向以种小麦为主的合水县，如今经济作物占了主导地位。
　　甘肃省农民负担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总体比例并不高。但是，个别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武威市4个县区清退了乡镇站所自聘人员1620人，一下减轻农民负担578万元，而且为乡镇机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曾经发生过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陇南地区，他们下大决心，排除阻力，共清出税费加码297万元，查出各种乱收费资金94.77万元，查出违规收费32项，查出中小学乱收费93.3万元，并分别予以清退。
　　从“跳水”关系变成“鱼水”关系
　　在“学教”活动中努力实现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和工作方式方法的“三个转变”，是甘肃省委的要求，也是各级干部努力的目标。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深处，牧区缺医少药，许多常见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县卫生局组成医疗队，带上设备，翻山越岭为牧民看病。每当医疗队从一个牧业点转移时，群众自发地端着酒，列队为医疗队送行。面对此情此景，干部们的眼泪夺眶而出：“在那一刹那，感到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
　　武都县锦屏乡党委一改原来下村只找村干部的工作方法，遇事同群众商量，走访困难户，给群众送科技、送温暖，带领乡村群众兴修梯田1700亩，新修贯通6个村的盘山公路49公里，改写了当地祖祖辈辈人背畜驮的历史。和政县达浪乡有两个社因用电问题产生纠纷，致使27户村民两年多靠点油灯照明，集体械斗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强烈。乡村干部分头到两社的61户村民家中了解情况，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化解了矛盾，乡上又送来电线电杆架通了输电线路。村民感慨地说：“以前干部和我们是‘跳水’关系，需要时下来游一游，不需要时跳上岸叫一叫。现在可不一样了，真正成了‘鱼水’关系。”
　　省委“学教”办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92.3％的群众认为“学教”活动的效果突出表现在“干部转变了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