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改革的“阵痛”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
专栏：国际随笔

小泉改革的“阵痛”
冯昭奎
　　小泉纯一郎是去年4月在“改革无禁区”的口号中就任日本首相的。执政一年多来，他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为此，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好言相劝小泉：“您大概不会愿意作为一位‘痛苦先生’在历史上留名吧。”
　　从2001年日本经济表现看，小泉改革似乎正在给日本经济带来“痛苦”：从去年二季度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三季度负增长；通货紧缩日趋加剧；财政状况继续恶化；不良债权越处理越多；失业率创历史最糟纪录（2001年12月高达5.6％）；2001年破产企业总数超过1.9万家，为二战后第二个最糟年份。GDP名义值跌破500万亿日元，缩水到8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规模。
　　然而，动真格的改革其实并未开始，一系列改革计划还没有正式展开。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去年6月提出的报告曾预计，在需忍受改革“阵痛”的集中调整期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可能停留在0至1％的低水平。在2001年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2002年度能否走出负增长尚难估计。这不能不说小泉改革面临巨大挑战。
　　改革会伴随痛苦，应该说不无道理。比如小泉要搞财政改革，就必须限制国债发行额，从而难以再通过大幅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景气；要加快对不良债权处理（这只能说是金融改革的“前奏”），也会引起企业破产增加；至于邮政事业、道路公团以及其他特殊法人的改革，更容易激化内阁与自民党、政界与官僚间的矛盾，进而引起政治上的“阵痛”。不仅如此，日本的改革所要面对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经济结构，以及伴随这种结构所形成的既得权益结构。
　　然而，改革与痛苦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小泉的“改革痛苦论”，令人感到有过于强调痛苦一面和将改革与痛苦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的偏颇。
　　首先，改革并非只有“痛苦”一面，而是“苦与乐”的统一体，是“有得有失”、归根到底是“得大于失”的事业。少数人会有所失甚至感到痛苦，多数人则会有所得乃至感到喜悦，这或许可说是一般改革的模式。中日两国发展阶段与国情不同，要使日本改革像中国那样给大多数人带来明显利益恐怕也难。日本的改革搞好了，也完全可能给很多人带来利益，至少能做到“先苦后乐”。
　　其次，改革与其说带来痛苦，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痛苦。因为与不改革的痛苦相比，改革的痛苦恐怕要轻得多。比如去年日本的《经济财政白皮书》预测说，如果推进结构改革，日本经济中期增长率可望达到2％，如果改革滞后，增长率将可能停留在1％。明确地指出了不改革的痛苦。而2002年度实际增长率甚至出现约1％的负增长，可见不改革的痛苦比预测的更厉害。
　　实际上，某些被人们认作是改革所带来的“痛苦”，恰恰是不改革的痛苦的表现，是不改革所造成的后遗症。比如，2001年度的负增长，正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延长，归根到底是日本长期来对改革的拖延，酿成了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而达到爆发性的尖锐程度。实施改革正是对这种应改革却迟迟未改革的现状，实施某位学者所说的“创造的破坏”，其中“破坏”难免带来痛苦。对于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不改革的痛苦似乎是改革的动力。但应避免让改革的痛苦“痛”在广大老百姓身上。如果改革的痛苦成为一种“全民痛苦”，并超出国民对“改革痛苦”的忍耐度，一时获得很高支持率的小泉改革，最终难免失去国民的支持。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小泉本人就真的难免要作为“痛苦先生”而“留名青史”了。